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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的经济学解读2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中国革命的经济学解读 二、千年历史遗产：人地矛盾危机 一个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是，人口生存需要食物，食物生产需要土地，而土地却是有限的。当某一地区不再有可供开垦的土地时，人口增长就会引起劳动报酬递减，导致生存状况恶化。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和关中地区可开垦的土地已经基本开垦完毕，人民生活逐渐陷于贫困。贫穷人口太多，社会秩序就会趋于混乱。战国时期的思想家韩非早就认识到这一点，他在《五蠹》中说，“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货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那些文明发展较早的地区，都是由于具有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因而能够供养较多发人口。但是，人口增长终究会达到环境条件所能够容许的限度，出现人口饱和。一般情况下，中心地区的人地矛盾可以通过向周边地区移民得到缓解。但如果遇到严重天灾（中国的自然条件，天灾频繁，并且波动幅度大），食物产量无法供养现存人口，那就不是向周边移民所能够解决的，这就必然出现农民起义和社会战乱。历史上由人口饱和和自然灾害引发农民起义的事例，最明显的就要数反莽的绿林、赤眉大起义了。王莽代汉前，西汉人口已处于严重饱和状态（近6000万）。大官僚王莽为百姓办了不少好事，因而具有很高的社会威望。他代汉称帝后的改革，也是有利于下层民众的，所以应当得到下层民众的拥护。但公元17年发生的大面积的旱灾却引发了绿林、赤眉大起义，王莽本人在农民起义打击下落了个身首异处的悲惨下场。王莽的活动及其结局说明，在古代社会中，天灾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当人口饱和再遇到大范围天灾（在中国主要是旱灾）时，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农民起义的爆发，再英明的统治者也无法挽救王朝衰亡的命运。 远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人多地少产生的所谓“民生问题”已经存在。从春秋战国一直到明末清初，中国人口生生灭灭，周而复始的波动状况没有多大变化，有时降到一两千万（三国时期），有时达到六七千万。经过一千三百多年，到明代仍然回复到西汉末年的六千来万。这一情况说明，在气候、动植物等自然资源不变的情况下（用经济学术语就是“没有外生变量的掺入”），中国土地最多也就是能供养六千来万人。但是到清朝康雍乾时代，人口却几乎直线上升，鸦片战争前已经达到4亿多人。这就使人感到不解：同是中国这一块土地，清代（及以后）为什么能够突然供养多几倍的人口呢？ 美国费正清教授在其《美国与中国》、中国中山大学的何博传教授在其《山坳上的中国》中，都谈到了引起清代人口成倍增长的“外生变量”，这就是明代中期由新大陆引进的高产作物玉米和番薯的推广。这两种作物适应性强，丘陵地带也能种植，在传统生产条件下它可以利用更多的土地，结果同是中国这一块地方就能够供养更多的人口。 人口过度增长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它导致人们的生存条件更加恶化。不少历史学家看到，太平天国运动的发生，就是由农民生存条件严重恶化引起的，而与1840年以后资本主义向东方的扩张并没有多大关系。由传统中国遗留下来的人口问题，一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很好地解决。我们在对中国革命产生原因的探讨中，人口问题是我们需要充分重视的一个因素。 三、传统社会的阶级和谐与冲突 传统观点认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是中国封建社会两大对立的阶级，他们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最近有不少文章突破了这一教条化的观点，认为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根源于生产资料占有方面的阶级对立从来都不明显，社会的对立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于政治权力，其表现就是平民阶层和精英阶层的对立。 很明显，这一突破并没有跳出矛盾（斗争）是事物（历史）发展动力的宏观框架，这一框架要求在任何社会中都要找出所谓的主要矛盾，主要矛盾的解决过程，就是社会发展进步的过程。这一理论在哲学上并不成立，用它指导现实则会产生十分有害的结果。 笔者认为，不论是把传统社会的主要矛盾看成是根源于生产资料占有关系而产生的阶级地位的对立和斗争，还是看成是由政治权力产生的平民阶层和精英阶层的对立和斗争，都不能涵盖复杂的社会生活。恩格斯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其职能是镇压被统治者的反抗。许多人都熟悉这一理论，但却没有人能够用这一理论令人信服地解释当代重要的社会政治现象。实际上这一看法太过绝对，它本身就缺乏科学性，所以我们不可能利用它来客观地认识国家和社会。 如果我们大胆抛开这些绝对化的、形而上学的理论，容易发现人类社会产生和运行的原理其实十分简单。当原始时代人口十分稀少时，只要采摘自然界现成的果实和猎取现成的野物即可维持正常生存。但是当人口增长使得现成的自然资源难以供养现有人口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