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应用于减贫工作研究的国内外文献综述》6100字.docx

人工智能应用于减贫工作研究的国内外文献综述

1.1贫困及其测度

贫困问题由来已久。20世纪初，英国的经济学家Rowntree（1901）在研究贫困问题时对贫困进行了定义：家庭收入不能完全满足家庭成员最低生活所需的开支就是贫困[2]。《1980年世界发展报告》从满足基本生存的角度对贫困给出如下定义：缺乏基本的饮食、社交条件、舒适的生活条件的个人、家庭和群体[3]。此时社会以及学术界对贫困的认识还停留在能否满足物质生活所需的问题上。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界学者对贫困的认识不仅仅局限于物质资料的贫困，更拓展出了能力、知识等人力资本的匮乏使得无法获得最低生活保障的贫困。《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进一步从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养老以及共同财产资源等社会福利方面扩展了贫困的概念[4]。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1999、2001）也指出贫困主要体现在文盲、预期寿命不足以及营养不良等方面。总结来说贫困主要由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是资源的匮乏，主要是指物质资料的匮乏，也包括医疗、教育等其他社会资源，资源的匮乏导致的生活水平低于社会的最低标准；第二是能力的匮乏，是指由于个体能力不足导致无法满足最低生活标准。可见贫困是由于缺乏物质资料、社会资源以及谋生能力而处于一种不能满足社会最低标准的生活水平。

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一书中对各个国家产生的三种贫困类型进行了阐述：第一是由于饥荒和生产能力不足而引起的老式贫困；第二是因为社会体制造成的购买力不足所引起的丰裕中的贫困；第三是经济发展水平很高，但由于收入分配不均而造成的贫困。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第一种类型的贫困已经有了较大改善，主要存在着第二类型和第三类型的贫困。

贫困的测算方法经历了从单一到多维的演变。Sen将贫困的测算概括为直接测量和间接测量两类。直接测量即判断是否满足基本需求；间接测量即用货币衡量贫困，设定一个贫困标准线，将收入或支出数额与贫困线作比较，广泛应用于大多数国家官方贫困测量。从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分类来看，绝对贫困的测度方法有很多种，如恩格尔系数、实际生活质量指数法、收入法等，相对贫困的测算方法有基尼系数、不足指数法、收入份额差异比较法等。任何一种测量方法都有利有弊，应依据不同的测量目的，遵循直观、易于理解的原则选取合适的测量方法。

对贫困研究的最终目的都是反贫困。摆脱贫困除了需要贫困群体自身的努力，更离不开政府为贫困群体创造的良好的脱贫环境。我国的扶贫政策主要可归纳为三种类型：第一，政府通过促进经济发展，改善收入分配状况以摆脱贫困。张伟宾和汪三贵（2013）认为我国的收入分配格局和扶贫政策有“益贫”的趋势，贫困地区可以通过扶贫红利实现脱贫[5]。第二，建立和完善最低社会保障制度减少贫困。王娟和张克中（2012）通过实证得出社会救济、基本建设和农业性公共支出每增加1%，分别会导致贫困发生率下降0.0575%、0.0402%和0.0584%[6]。左停等（2018）指出当前农村扶贫阶段中,贫困人口的社会生理性致贫因素增强,因此要求包括社会保障、社会权利救济在内的社会保护式扶贫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7]。第三，通过财政补贴、普惠金融等方式增加非农收入以减少贫困。周利等（2021）利用中国家庭调查数据，从微观视角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是以日人均消费支出1.9美元的静态贫困指标还是贫困脆弱性这一动态指标衡量,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均能显著降低居民贫困的发生[8]。在扶贫工作中往往因地制宜地采用多种反贫困策略的组合以实现扶贫资源利用以及扶贫效果的最大化。

1.2贫困产生的原因

人口增长、资本缺乏、制度和能力缺乏等是西方认为造成贫困的主要原因。最早研究贫困问题的是英国学者马尔萨斯，他认为人口的不断增长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下降，一旦超出既定资源可承载的范围则会造成饥荒和死亡，长期来看，食物等资源的增长速度远不及人口的增长速度，最终导致贫困不可避免。RagnarNurkse（1952）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Nelson（1956）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都强调导致贫困地区越来越贫困的原因之一在于资本的缺乏[9-10]。而KarlGunnarMyrdal（1957）的循环因果理论则认为，在一个动态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经济各因素之间都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落后国家由于“回波效应”的影响，各方面资源流向发达国家，导致落后国家的资源更加匮乏，贫困进一步加剧[11]。Sen（1976）提出多维贫困理论以后，认为贫困是由低下的生产力方式和实际能力的缺乏造成的结果[12]。TheodoreW.Schultz（1961）则提出要进行人力资本开发，提高以知识和技能为代表的的人力资本才是摆脱贫困的关键[13]。Dollar.DA.Kraay（2002）以及Bhagwati.JT.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