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知识沟”现状及对策探讨.doc

我国“知识沟”现状及对策探讨 　　“知识沟”及其发展：从“知识沟”到“数字鸿沟” 　　美国传播学者蒂奇诺（P?Tichenor）、多诺霍（G?Donohue）和奥里恩（C?Olien）在1970年的一篇名为《大众传播流动和知识差别的增长》的论文中提出了知识沟假设（Knowledge-gap Hypothesis），认为随着大众传媒向社会传播的信息日益增多，处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获得媒介知识的速度是不同的，社会经济状况好的人将比社会经济状况差的人以更快的速度获取这类信息。因此，这两类人之间的知识差距将呈扩大而非缩小之势。① 　　1974年，卡茨曼(N?Katzman)从新传播技术发展的角度提出了“信息沟”理论，他表示：新传播技术的应用必然会使整个社会的信息流量和信息接触量都有所增长，但并非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均等地获得新技术应用所带来的益处；现有的信息富裕阶层通过及早采用和熟练使用这些先进的信息处理机器，较之其他人???以拥有更大的信息优势。当今新媒介技术层出不穷，更新换代周期越来越短，其趋势更可能是“老沟”未能填平，而“新沟”又不断出现。② 　　而“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由美国国家远程通信和信息管理局（NTIA）于1999年最先在名为《在网络中落伍：定义数字鸿沟》的报告中提出。“数字鸿沟”指由于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全球发展和应用，造成或拉大了国与国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群体之间的差距。从世界范围看，就是由于发达国家经济水平及信息化程度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所形成的信息不对称。从发展中国家看，就是由于地区、行业、所有制等差异造成信息传播的不对称。随着信息化社会的来临，“数字鸿沟”问题为世人所关注。我国政府也将发展信息产业提升到战略地位进行发展，以期缩小“数字鸿沟”。 　　 　　我国的“知识沟”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信息产业发展劲头十足，以互联网传播为例：根据2011年7月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我国网民规模达到了4.85亿,互联网普及率上升至36.2%。但是，我国的“知识沟”问题却不容乐观。对我国而言，“知识沟”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二是国内不同地区、不同群体间的“知识沟”。本文以国内的互联网传播现状为例阐述后者。 　　一是区域“知识沟”。我国地区之间的互联网发展水平的差距十分明显，主要是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高于中西部内陆地区。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17次发布的数据可知，东部网民的数量接近中西部总和的1.4倍；IP地址数量则超过中西部总和的1.6倍；拥有域名数和网站数的差距更大，东部接近中西部总和的4倍。由此可见，东部拥有绝大部分的网络传播资源。 　　二是城乡“知识沟”。CNNIC第17次调查数据显示，我国乡村网民数量只为城市网民数量的1/5，乡村网络普及率仅为城市网络普及率的1/6，城乡之间差距巨大，我国网络传播发展结构性差异明显。 　　三是同区域内强弱势群体之间的差距。同区域内的不同人群之间因受收入水平、教育水平等原因的影响造成对媒介技术掌握和运用的差距，进而导致了不同群体在社会中面临“知识分化”现象。 　　国内的“知识沟”分化现状将演化成严重的社会问题，类似“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趋势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此外，信息化加剧了结构性失业，使社会的内在矛盾更加复杂化。 　　 　　关于我国弥合“知识沟”的若干对策 　　1.政府方面 　　一是要树立我国与发达国家在“知识沟”问题上有较大差距的忧患意识。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大众传媒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从横向上比较，我们在整体上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有必要采取措施，确保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均衡获取信息。如果“知识沟”不能有较大程度地弥合，只会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从而产生许多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所以，政府在“知识沟”问题上应有一个明确的导向。 　　二是大力借鉴国际通行的政策，取其精华，走中国特色的信息化之路。在借鉴国际通行政策方面（如竞争政策、普遍服务政策）时，具体如何定义，采取怎样的模式和实施方式，都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尤其是经济实力来制定。另外，还要积极响应和参与国际组织为缩小和消除知识沟方面的工作，并为取得国际信息新秩序的一席重要位置而奋斗。 　　三是在传播设施等硬件方面对欠发达地区或低收入阶层给予特殊的扶持政策。我国的大众传播业尚未形成强有效的市场竞争机制，且单纯依靠市场机制的动力，我国地区间、社会阶层间的“知识沟”在短期内恐怕难有根本性突破。这就需要在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前提下，使社会资源的配置达到最优。有关的政策设计必须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改变经济落后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差异与信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