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报.自由谈》及现代上海市民文化.doc

《申报.自由谈》及现代上海市民文化《申报》副刊《自由谈》是中国现代最著名的副刊之一。1932年12月,史量才借《申报》创刊六十周年之际,对《申报》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大胆起用了刚从法国留学归来的年轻编辑黎烈文任《自由谈》的编辑。黎烈文新生的《自由谈》一改先前为鸳鸯蝴蝶派所把持的颓废风格,使之立足于文艺的“进步与现代化”,“不违背时代潮流与大众化为原则”①,团结了鲁迅、茅盾、瞿秋白、叶圣陶、郑振铎等进步作家,使《自由谈》成为进步舆论的重要阵地,他的继任张梓生也沿袭了他的编辑思想和风格,1932年12月至1935年10月间,《申报》因《自由谈》的巨大影响而发行量大增,最高达20万份,拥有广泛的受众群。副刊《自由谈》作为信息和知识的传播载体――同时也是思想意识和文化观念的传播载体,在满足上海市民精神文化消费需要的同时,也以报纸所特有的信息沟通和文化传播功能影响了上海市民文化的形成。 培育国家意识 《自由谈》作为新闻文学的载体,关注时事成为其重要的内容之一,在1932年至1935年间,许多国内外大事在《自由谈》上都有所反映。 1933年是中国社会内外交困的一年。日军侵华、东三省沦陷、大学生逃难、古物搬迁、日本小林多喜二之死、萧伯纳访问上海等在《自由谈》上都有所表现。鲁迅的《“逃”的合理化》揭露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使东北三省很快沦陷,山海关失守,平津危急,于是北平大学生不再如以前一样游行请愿,“碰在刺刀和枪柄上”,而是“大家走散,各自回家”,纷纷逃难,但却招来了恶骂。1934年1月,溥仪登基当上伪皇帝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致立《谈皇帝》开篇即说:“溥仪要登基称帝了,自然,这是承日本的意志的。”1935年中国城乡经济大面积破产。在农村方面,人民到了衣食无着的地步。臧克家《愁来碰人》写出了农民孩子的呼声:“现在我的乡村破产的不成个样子,整日里听不见别的,只听得这家卖宅,那家当地,因为连年旱灾、虫灾弄得五谷不收,人民衣食不足。” 《自由谈》对社会事件的关注,引导市民关注由都市化和工业化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上海所遭遇的内忧外患的艰难世事的认识,引发他们对时局艰难和国势衰微的关注和思考,从而将国家、民族、政治等宏观主题带入到都市日常生活中,使沉浸于现代物质文明的上海都市经由文字的构建体验了连年战乱带来的黍离之悲,并于潜移默化中培育起市民阶层的国家民族意识。 引导社会舆论 《自由谈》作家不遗余力地揭露了国民党对内实行强权政治、对外妥协退让的政策,而且并不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层面,甚至根本否定某些现行制度,引发读者对现行制度的反抗,可谓大胆激烈。一是揭露国民党的政治权力本质。郁达夫《非法与非非法》指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为营救抗日被捕的学生而被北平市党部诬为非法团体。国民党的法律制度也是为其权力统治服务的。二是指摘国民党的施政行为。徐懋庸的《希特勒与雍正帝》讽刺两个暴君“软功”和“硬功”兼施的行为,希特勒采取微温主义使艺术家们投降,雍正帝释放反清文士等也都是别有用心,影射国民党的软硬兼施。三是抗议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甚至有许多针对官场要人言词激烈的批评。茅盾在《哀汤玉麟》中指出,热河失守,主席汤玉麟弃城潜逃被革职查办是张少帅不抵抗政策的变相表现,表面上哀汤玉麟不懂“抵抗的策略”,实际借用反语讽刺不抵抗政策。 上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生活的重要特点是城乡经济的大面积破产,帝国主义自身经济危机的转嫁、国内官僚资本的垄断、连年的自然灾害等天灾人祸叠加重合,将衣食无着的广大民众推向死亡的边缘,社会经济濒临崩溃。廖沫沙的《强盗之妻》、韩侍桁的《骗子》对城乡现状进行了描摩,他们从“哀民生之多艰”的现实主义传统出发,展示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整体现状,一定程度上与左翼创作倾向相吻合,表达了知识分子强烈的人道主义关怀。 30年代国民党政府的工业化政策和西方殖民经济的片面移植,使上海在向着高度发展、畸形繁荣的现代化都市迈进的过程中,滋生出一种融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于一体的都市文化。鲁迅的《正是时候》将矛头指向国民党政府为维护其专制统治,重新抬出孔子及儒家思想,提倡尊孔、复古、读经、崇儒,推行所谓的“新生活运动”,奉儒家思想为正典,用以规范人们的日常生活的行径,讽刺在都市生活中出现的封建旧文化的变异。 拓展世界眼光 现代都市生活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作为世界第三大城市的上海都市生活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步伐相去不远,《自由谈》在关注世界问题上做了一些努力。 译介外国文学是《申报》的传统。早期的《申报》连载的都是外国小说,如英国的《听夕闲读》,日本的《栖霞女性》。黎烈文主编期间,发表在《自由谈》上的法国译著占有一定的分量,原因是黎烈文在留学法国时,专治文学,对法国文学比较熟悉,他自己亲自翻译了AMaoois的《一个大师的出处》、赖纳的《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