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几则案例析刑事案件中被害人的认定.doc

从几则案例析刑事案件中被害人的认定 一、问题的提出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对刑事案件事实的认定及定性过程往往并不仅涉及单纯的刑事关系和刑事法律，尤其是随着社会生活复杂化和多样化趋势的日益加剧，犯罪手段高智商化和经济活动在人们生活中所占比重的加大，在很多刑事案件尤其是涉财产性案件中，不同程度的掺杂着民事活动和民事法律关系，尤其是在这些案件中如何认定被害人，这均涉及到对民事法律规范的适用问题——应否适用及如何适用，而且被害人的认定又直接关系到案件的定罪和量刑。为了便于理解，使问题感性化和直观化，笔者先介绍几则案例。 　　二、据以研究的案例 　　案例1：2007年8月，被告人张某捡到一张信用卡，并猜出该卡密码，先持该卡从ATM机上取款5000元。后案发，信用卡实为游某所有。 　　案例2：被告人李某系某装饰装修公司（私营公司）设计员，2003年6月，被告人李某受公司指派为客户周某做设计，按公司规定，由设计员持公司开好的单据收取设计费上缴公司。其后，公司预先收取装修费的50%，此项由公司专收。6月15日上午，公司经理贺某通知客户周某，第二天上午李某去其家中设计并收取费用。15日下午，李某到公司财会处讲明天去收费，财会人员给了李某一本盖好了公司章的收据。15日晚，李某持收据至客户周某家中，称因今晚顺路经过，公司让其收取设计费及50%的装修费计人民币2万元（其中设计费2000元、装修费18000元）。周某在看了收据后如数交纳了款项，李某开具收据并签名。当夜，被告人李某携款潜逃。后案发。 　　案例3：被告人赵某使用假身份证（其供述称因自己是某省人找工作不好找，故使用假身份证）应聘到某私营公司担任司机，上班第一天，因本公司车均外出，公司老总陈某为送一重要客户，借好友于某的奥迪车（价值人民币35万元）并指派被告人赵某去送。赵某送走客户后，直接将车开回老家销赃。后案发，车已被起获。 　　案例4：夏某、林某、曾某彼此认识，关系一般。2000年夏某因买车向林某借款一万元，并打了一张借条。2001年5月份，曾某从林某处窃得该借条，并持条到夏某处要钱，称林某欠自己一万元，因无力偿还，故将此条交付于己，让自己从夏某处要钱抵账，夏某与林某已无瓜葛。夏某信以为真，即向曾某付清一万元，并将借条收回后销毁。后林某找夏某要钱，双方才知事实真相。至此案发，曾某被抓获，钱款已挥霍。 　　三、基于案件的法理分析 　　总的来说，四则案例具有以下共性：1、均有民事法律关系的介入，涉及民事法律规范的适用；2、民事法律关系的介入衍生出被害人的确定问题，且确定谁为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对案件的定性和（或）量刑均有一定的影响；3、确定被害人的确定时是否要考虑诉讼经济原则；4、相关民事权利人的利益如何保护。 　　具体而言：案例1中，被告人张某的行为构成犯罪无疑，但构成何罪争议颇大。司法实践中，有判决对从ATM机上取款5000元定为盗窃罪， 而对柜台取款行为判决信用卡诈骗；理由是机器不能被骗，人才能被骗。理论界争议也很大，如刘明祥教授和张明凯教授对于此种行为分别撰文表述自己观点，刘教授认为应定信用卡诈骗罪， 张教授认为应定盗窃罪 。2008年2月1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拾得他人信用卡并在自动柜员机(ATM机)上使用的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 认为：拾得他人信用卡并在自动柜员机(ATM机)上使用的行为，属于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情形，构成犯罪的，以信用卡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如果仅根据刑法第196条之一“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规定来看，最高检察院的批复无可厚非，似乎此批复使争议尘埃落定，但笔者却认为其实这样只是把争议的问题掩盖下来，并没有根本上解决问题。 　　为什么笔者这么认为呢？ 　　根据最高检察院的批复，本案应定性为信用卡诈骗罪，隐含在这个定罪逻辑下的被害人是银行。将被害人认定为银行是否妥当呢，笔者先不下结论。但是，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思维去考虑，如果我们考虑民事法律关系的介入，考虑诉讼经济原则，避免当事方的诉累，我们先确定被害人后在对内本案定性可能更为恰当，更为简便。被告人张某持游某丢失的卡，输入猜配出的密码，取走的是谁的钱，是游某的还是银行的，换句话说损即失应该由谁承担？根据交易规则，卡和密码正确就代表持卡人有权取款，银行没有理由拒绝付款，银行ATM机没有能力和义务当场识别犯罪，银行没有任何过错，这种情况下一概的以“先刑后民”、“犯罪行为导致”将责任和损失全部归于银行，既以偏盖全，也有失公平。游某将卡丢失，又没有及时挂失，有没有过错？如果从这些方面考虑，损失应由游某承担，被害人是游某，被告人张某的行为当为盗窃，因为其符合盗窃罪的法律规定。因此，根据最高检察院的解释将此行为定为信用卡诈骗，将被害人认定为银行，是明显不妥的。最高检察院的批复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