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征引与注释规范.doc

学术征引与注释规范 一、学术征引与注释规范，是加强学术规范、学术伦理与学风建设的核心环节，。 二、学术征引是指学术写作中为加强论证而对于他人论著或档案文献中的资料、数据、观点等必要的引用。引用须尊重作者知识产权、尽量可能保持原貌、伴以明显标识，不可断章取义、过度引用。无论是直接引用还是间接引用，均须以注释形式标注真实出处，并提供与之相关的作者、版本等准确信息。 若系直接引用，引文需使用双引号。若直接引文超过一定数量，应改用仿宋体、单起一段、后退格的方式标识。倘系间接引用，应在正文或注释中向读者明示。引用观点时，应尽可能追溯到相关论说的原创者。若引用多人观点，应明确区分不同作者的异同。对已有成果的介绍、评论、引用和注释，应实事求是。学术引用时的作伪，如将转引标注为直引、将引自译著引文标注为原著，均系伪注。三、学术规范是学术自由、学术创新的保障，为此须尊重前人或已有学术研究成果，以裨益于学术交流、学术积累，推动学术进步。凡专题研究论文，均应以正文或注释的形式，就其主要研究内容概要说明该课题已有的代表性学术成果或学术史脉络。完全无此内容者，。四、凡引用他人观点、方案、资料、数据等，无论曾否发表，无论是纸质或电子版，均应详加注释。凡转引者，应如实标示。抄袭剽窃，伪注，伪造、篡改文献和数据等，均属学术不端行为。五、页末注注释规范如下：（一）中文注释格式１、当引用的观点、资料等所在的论文、著作首次在注释中出现时，须将该论著之作者（译者、编者等）姓名、篇名/书名、杂志/报纸/出版社/、发表/出版年代、页码等信息，详细、准确标示。应通过标注“著”、“编”、“主编”、“编著”、“整理”、“校注”等形式，明示所征引之作者的权利与责任。除非是以书代刊的连续性学术出版物（学术集刊），凡有正式刊号之期刊、报纸，一般不注明编者和出版者。 举例一：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0页。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2页。佟柔主编：《民法》，法律出版社1980年版，第123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王家福、刘海年、李步云：《论法制改革》，《法学研究》1989年第2期，第3536页（期刊页码亦可不注）。 王启东：《法制与法治》，《法制日报》1989年3月2日第6版。 2、当再次引用同一著作中的资料时，注释中只需注出作者姓名、篇名/书名、页码即可。如引文出自报刊文章，报刊名称、出版日期等可省略。 举例二：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第2526页。罗荣渠：，第2526页。王家福、刘海年、李步云：前引（揭）文，第39页。 3、论文标题、图书书名、报刊名称，须一律用书名号标示。 篇名/书名的副标题应一并标注，如篇名/书名较长，再次引证时可用简称，但须在首次标注时注明。篇名/书名中原有的补充说明等文字，应放在书名号内。举例三：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4、相关版本信息，除了作者（编者、译者等）和篇名/书名外，还须准确标示出版者、时间、页码等。 非公元纪年的出版时间应照录。如：陈恭禄：《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民国24年版。 1949年以后，只能用公元纪年，不用民国纪年。版权页中缺出版者或出版时间时，须说明所缺项，用[?]表示。如：冯玉祥撰：《我的读书生活》，三户图书刊行社[出版时间不详]。港台版图书，应标注出版者所在地点。如：余绳武、刘蜀永：《二十世纪的香港》，（香港）麒麟书业有限公司1995年版。 ：余绳武、刘蜀永：《二十世纪的香港》，麒麟书业有限公司1995年版。若引用图书是第一版时，可省略版本说明；若不是第一版，应照录版权页中表示版本的文字，如“修订本”、“增订本”、“第3版”等。如：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傅敏编：《傅雷家书》，三联书店1988年第3版。影印版的图书，应标注“影印本”。如刘寿林编：《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影印本。页码用“第x页”表示，以句号结尾。若引用的内容不止一页而又不连贯时，页码之间用顿号隔开；跨页的页码，中间用连字符。如：第78、82－89、217页。5．引证期刊文献还应注意以下情况：同一期刊有不同的专业版本、地区版本、文种版本时，应标注版本，以示区别。如：?黄义豪：《评黄龟年四劾秦桧》，《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7年第3期。 刊名与其他期刊相同，应标注出版地点以示区别。如：李济：《创办史语所与支持安阳考古工作的贡献》，《传记文学》（台北）第28卷第1期（1976年1月）。 流行范围较小、较少见的期刊以及港澳台地区的期刊，应适当加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