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在牛津学联的演讲中英文.doc

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在牛津学联的演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2012年10月9日 约翰·李主席， 青年朋友们， 女士们、先生们： 　　很高兴来到牛津学联(Oxford Union)——牛津大学最大的辩论俱乐部（Debating Society）,与青年朋友进行交流。这是我第二次来到牛津演讲。两年半前，我在贵校赛德商学院的报告厅谈了当代中国外交，那是我第一次在英国大学发表演讲，至今记忆犹新。 　　今天再次来到牛津，约翰·李主席一开始就给我出了道难题，他出的题目是“任何想说的话题”。这就如同你进了一家餐馆，对厨师说，随便做点好吃的吧。厨师会很犯难，因为他不知道做什么才会合你的口味？ 所以，我首先就要做一道很难的“选择题”——确定主题。 　　有一件事给了我一些灵感。经常有人问这样的问题，牛津大学最好的专业是什么？我也很想知道答案。有人说是PPE（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不过，有人给了一个权威的回答：历史。之所以说权威，因为说这话的人是贵校彭定康校长，当然，这也可能是因为他当年在牛津大学学习的专业就是历史。因此，今天，我想选择一个历史话题。我这样做并不想在牛津“教鱼游泳”（Teach fish how to swim），而是因为“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所以，我想谈谈二百年来中国和英国之间交往史。 　　中英关系历经风风雨雨二百多年，纷繁复杂，我想用五句话来浓缩、勾勒，那就是：一次不成功的外交使命、一场非正义的战争、一个顺应时代的外交“升格”、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谈判、一种新型的伙伴关系。 　　首先，一次不成功的外交使命。1792年，英王乔治三世向中国派出一个代表团，这就是著名的马戛尔尼使团。这是英国，甚至是西方向中国派出的第一个外交使团，揭开了中英正式交往的序幕。 　　马戛尔尼的使命是建立中英外交关系，并为英国商品开辟市场。因此马戛尔尼向当时的清政府提出了诸如建立使馆、开辟通商口岸等要求。马戛尔尼使华，无疑没有达到访问目的，其所提要求被一一驳回。乾隆皇帝毫不客气在给英王的复信中指出：派人留京“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必集，无所不有。…无需尔国置办物件”。马戛尔尼自己总结使命失败的原因是“翻译水平过低”，也就是言语不通。当然，也有人说是礼节问题，即英使是否要向乾隆皇帝双膝下跪的争执。但从根本上来说，这是由于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在观念上的冲突，是一次“聋子和瞎子的对话”。英国作为正在进行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强国，还不了解仍处于农耕社会、闭关锁国的中国，同时，以天朝自居的中国也还没有准备与迅速崛起的英国打交道，去认识正在变化的世界。 　　或许我该提一下马戛尔尼使团的副使——乔治·斯当东男爵，就在启程去中国的两年前，他获得了牛津大学的名誉法学博士（D.C.L.）学位。 　　第二，一场非正义的战争。1840年，中英间爆发了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可能在英国对外史上不算什么了不起的战争，英国人将它称作“第一次英中战争”（First Anglo-Chinese War），也将它说成是一场“商业战争”，但这样的措辞掩盖不了它的非正义性，因为它所捍卫的贸易是走私，推销的商品是鸦片。正如当时反对战争的托利党人格兰斯顿在英国议会下院辩论时所演讲的：“我不知道而且也没有读到过，在起因上还有比这场战争更加不义的战争。” 　　这场非正义的鸦片战争的结果是中国战败，中英签署了不平等条约，英国强迫中国割让了香港，中国增开五口通商。马戛尔尼使团没有得到的东西，英国人通过坚船利炮得到了。 　　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是深远的，被历史学家公认为中国近代史的发端。鸦片战争后的一百年，中国可谓国运飘摇，积贫积弱。1840年中国的GDP约占世界30%，到了1940年已锐减至不到5%。同时，外患不断，内乱不已，主权沦丧，河山破碎，中英关系自然也长期处于一种不平等状态。 　　但历史有时就是这么辩证，事物总是有它的另一面。在中华民族走向危难之时，“东方睡狮”也逐渐苏醒，中国人痛定思痛，开始“睁眼看世界”，开始上下求索救国存亡之道。于是，中国爆发了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西学东渐”，中国学习和接受西方近现代科学知识和民主思想；中国八年抗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实现了民族独立；中国引进了马克思主义，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正因如此，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镌刻着“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中华民族奋发振兴的历史就是以鸦片战争为起点。 　　第三，一个顺应时代的外交“升格”。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英之间在1954年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这不是一种正常的外交关系，被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