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时报》在袁世凯统治时期表现.doc

上海《时报》在袁世凯统治时期表现上海《时报》①于１９０４年６月１２日创刊。因报头印有“ＥＳＴＥＲＮ ＴＩＭＥＳ”被誉为“东方泰晤士”，“老上海”常以“申、新、时”三大报并称②。胡适认为《时报》之所以被人所“爱恋”主要有两个原因：短评和文学③。在当代新闻史理论中，一般认为《时报》最有影响的，是它对报刊业务的改革，包括时评专版、新闻时效性、刊载小说以及版式印刷等④。 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之后，政治斗争的格局反映在新闻界中。政党报纸日益明显地形成两大阵营：以同盟会―国民党系统为主的革命民主派报纸和以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为主的拥袁报纸。方汉奇把《时报》第一个归在了拥袁报纸中，并认为《申报》也倾向于这一派⑤。不少学者都认为《时报》属于“共和党人的报纸”⑥。然而，于１９１４年进入《时报》馆工作的戈公振则认为《时报》“不惜牺牲，甘与守旧者为敌”⑦，结合《时报》创刊之初力主收回粤汉铁路路权，宣传反美华工禁约、抵制美货等表现，这份报纸的风骨还是可见一斑。 其时，《申报》反对袁世凯的策略，主要有“借别人之口宣泄自己的心绪”、“以启事方式揭露袁的阴谋”和“以客观报道的方式揭露袁阴谋破产的经过”等⑧。申、时等沪上大报在袁世凯严苛的新闻统治制度下得以幸存，并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与其发言的策略密切相关。《时报》在袁世凯统治期间的表现，用“从拥袁到反袁”概括，更为合理。 宋教仁被刺：“遮掩罪行”还是设置议程 １９１３年３月２０日，袁世凯派人暗杀了宋教仁。《时报》被认为是“极力为袁世凯遮掩罪行”⑨。事实上，《时报》在３月２２日就发表题为《国家将无宁日矣》、《说宋钝初被击事》两篇“时评”和《宋教仁遇险记》一篇“记事”（类似于通讯）来报道和评论此事，时效性不逊于国民党的《民立报》、《民国报》等。时评中除对宋之哀悼、对事件之谴责外，还警醒“今日以迅缉凶手为第一议”⑩。 之后，《时报》每天采用大量篇幅，调动评论、新闻、副刊、广告等新闻手段来设置议程（见表一），让人们关注宋案。在３月２２日到４月３０日的一个多月间，《时报》几乎每天刊载一篇“记事”，辅之以一些“要闻”、“专电”，连续报道宋案的调查进展情况。副刊方面，３月２７日的副刊《滑稽余谈》上，刊登了题为《渔父…余父…》的小说；３月２５日之后的一段时间，还在头版上为一本名为《呜呼宋教仁》的书做广告。 《时报》以评论见长，在宋案后更是如此。其评论文章大部分署名“笑”，出自包天笑之手。不可否认其中部分词句是为袁政府辩护：对于似可作为证据的信件表示质疑，“不可不加以研究”{11}，对于怀疑袁是幕后主谋的言论表示“若误执成见或徇感情之揣测则必误入歧途”、“无论何人不可先为臆测妄断之词以乱社会之耳目”{12}，对于“严查主谋”的呼声说是“无谓而发也”、“噫其是之谓反动力欤”{13}，这些都可以算是为袁政府“遮掩罪行”。不过，《时报》并没有选择遮掩罪行最“好”的办法――“顾左右而言他”，或是“堵”、“盖”、“掩”。根据“议程设置”理论，采用这样的做法，实为出于提醒公众关注此案，认清凶手背后的主谋的初衷。反过来说，也正是由于没有激烈的反袁口号和揭露，《时报》得以在癸丑报灾中保全。（见表一） 《报纸条例》颁布：积极引发并引导舆论 １９１４年４月２日，袁世凯颁布了《报纸条例》。对此，《时报》早在条例颁布前就开始报道，如以专电形式透露“法制局所拟新闻条例视报律宽严互见，严者须交７００元之保证金，毁人名誉亦系最重徒刑，内部初拟签注，因系由总统发下，昨已将原稿送请公布”{14}。之后的半个月内，《时报》发表多篇相关报道和评论，概括如下： １．紧密关注：以“专电”形式报道报律制定和发布的进程，“报纸条例昨已公布，刑罚极重，编辑、发行、主笔、访员将无日不触禁纲”，“……京中报馆多难之”{15}。 ２．客观呈现：先是介绍报律的摘要，后刊载全文３５条。 ３．他人之口：转载“路透专电”和西方媒体对此报律的评价。 ４．主动发言：各种评论武器协同上阵，“社说”、“短论”、“时评”等长枪短炮各自发挥优势。精辟者如时评《新报律》，全文只有７２字： 世界上凡定一法律，必使人可以遵循者，方能通行。今政府之报律，乃欲每晚须将报样送警署检阅，姑能宣布。此万不能办到者。倘或贸然发布，适足堕政府威信而已，何不思之甚也？{16} 深刻者如包天笑的短论《新报律》，透析了政府对报纸进行摧残的原因： 报纸者，政府心中一厌恶之物也。彼之所不欲言者，而报纸则刺刺不休也；彼之所不欲闻者，而报纸又强聒不舍也；彼之所欲掩藏者，而报纸辄发其覆也；彼之所欲进行者，而报纸时碍其步也。{17} 李岳瑞的社说《论报律》则认为新报律“内容之大纲骏厉严肃尚较甚于清季”；而又有包文论及“以日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