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中叶的“性灵词派”.pdf

任何文学流派的形成和发展，其契机的深层因素无不源自于所处的年 代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文风或诗风、词风的因变是“气运、人心有日新 而不能已”的结果，艺术倾向与审美情趣的更替，总是直接间接地受时代 的影响。性灵词派面临的清代中期，有着一切封建社会所有的矛盾，这些 冲突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它带给士人的冲击也是巨大的。作为文人和 生活中的人，词人们有不得不屈服于现实的一面，然而真性情却是压抑不 住的。 第一节 清代中期的社会概况 历经漫长的起伏，中国的封建社会即将走向尽头，尽管经过康熙、雍 正的雷厉整治和积累，乾隆时代也确再现了繁荣，但在这种繁华的背后， 却深藏着封建社会永远无法弥合的矛盾，正如严迪昌先生所说，在中国封 建发展史上，还没有如乾隆“盛世”这样表现为双向背乖的时代，3这实在 是封建政治、经济、文化绚烂到极致的凋谢。于是这个歌舞升平的盛世， 又是一个异常黑暗沉闷的年代，这是一个充满新鲜却又无比桎梏的矛盾时 代。 自雍正朝转入乾隆时代后，社会的各个领域均表现出走极端的倾向， 一方面，政局稳定，国力强盛，城市经济日趋发达，继续推行博学鸿词的 选贤制度，科学文化上，则是才人辈出、繁星闪亮，堪称“盛世”；但另一 方面，封建制度下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更加尖锐，土地兼并日益严 重，贫困、破产现象更加频繁，皇权的专制控制也达到顶峰。随着专制主 义的空前加强，乾隆朝对诗心的控制也更加多向、严格与制度化。对于饱 含才情、见诸笔端、自视清高的知识分子来说，皇权统治最切身的专制表 现就是文字狱，较之战乱、灾祸，这是一种隐性，但无疑又是最惨痛的厄 3 《清词史》，严迪昌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年版，第 339 页（下引该书，版本相同） 5 运。 清代文字狱起于康熙朝，牵连数百人的庄廷鑨 《明史》案、戴名世《南 山集》案影响最深远，但这均与反清复明的民族义举相关；至雍正朝，文 字狱更盛，“世宗雍正雄鸷猜忌，即位前后，心力全用于骨肉相残上，著名 的曾静、张熙案，即直接关系宫廷之变，并且做了一件自以为高明的蠢事， 颁布了《大义觉迷录》”，“其次为严惩朋党，如汪景祺、钱名世、谢济世、 查嗣庭诸案，而他之痛恶朋党，恐也与骨肉倾轧时，双方互结党援这一内 4 幕上得到连锁性的教训”；清以乾隆为盛世，高宗又自称“十全老人”，“而 文字之祸的繁荣与奇妙，也以乾隆朝为最显。顺治至雍正三朝，文字狱约 为三十余起，乾隆一朝，却达一百三十起以上，即是以一朝而抵三朝的数 5 倍。” 而且这时的文字案狱大部分并无反对满清统治的政治因素，不过是 要编织一个更密的钳制思想的血腥文网，诸如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 戴移孝《碧落后人诗集》案、卓长龄《忆鸣诗集》案等，矛头指向的是文 人士子。 于是，文人们只能在风声鹤唳中，或埋头故纸堆，或吟风弄月，远离 现实。在“中正平和”、“温柔敦厚”为基准的正统观点中，清代文学开 始淡化社会功能，隐蔽抒情主体的独特个性而去追逐声律格调、引故僻典， 未经淘滤、不够“纯正”、“精粹”的个性化或异形化的表露和“缘情” 受到极大排斥。 第二节 清代中期的词坛概况 文学具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它的产生与发展，除了社会的大背景外， 也有着自身的脉络和流向。 4 《土中录》，金性尧著，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 年版，第 89 页 5 《土中录》前言 6 “锡鬯、其年行而本朝词派始成。顾朱伤于碎，陈厌其率，流弊亦百 年而渐变。锡鬯情深，其年笔重，固后人所难到。嘉庆以前，为二家牢笼 者，十居七八。”6对于此话对朱、陈两人的评语暂不多论，但正如其所指 出的，在清初至中期的词坛上，陈维崧所引领的阳羡词派和以朱彝尊为旗 手的浙西词派的确进行着声势浩大的“中兴”清词的酬唱。 从时间来看，从顺治中至康熙中，“以陈维崧为宗主的阳羡词派形成到 盛衰过程仅只有三十多年时间。”7 随着陈维崧（卒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 年）、史惟圆、任绳隗等先后去逝，其派雄风大减，在“康乾盛世”的新的 历史背景下因不合时宜也早趋式微之路，虽然陈维岳康熙五十一年（1712） 才去世，晚年蛰居乡里，其个人力量已经难以撑起整个局面；陈维崧的嗣 子陈履端执教山阳（今江苏淮安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