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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中士族的经济生活与精神归宿

摘要：本文通过《世说新语》对中士族经济生活有关故事的挖掘梳理，分析魏晋时期士族

文人经济地位的变化给他们精神世界所带来的重大影响。进而为文化史和文学史研究中有关

魏晋士人的洒脱人生态度寻找一种现实的物质基础。

关键词：《世说新语》士族经济生活精神归宿

人的精神活动的内容和形式，都要受到其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的左右和制约。魏晋士族文人

之所以能够傲岸绝世，俯仰自得，是由于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上都逐渐取得了空前绝后的重要

地位。因此，要了解魏晋士族文人在精神风采上发生了什么变化，首先要了解他们在经济生

活当中发生了哪些与前人不同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于他们的精神生活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和

制约。这一点在《世说新语》中有充分的反映。

一、士族的形成与特征

余英时先生认为，士族的形成是古代儒士和富庶宗族相结合的产物。这个看法很有见地。春

秋战国以来，伴随中央集权官僚体系的不断完善，“士”的阶层在社会上取得了独立的地位。

专制君主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一方面采用限制世卿贵族的政策，一方面又大批起用“士”这

一社会阶层来作为官僚机构的骨干[1]。这就促使“士”的阶层迅速膨胀。与战国相比，汉

代士人的社会地位实际上呈下降的趋势。战国士人可以奔走四方，朝秦暮楚，合则留，不合

则去。而汉代的士人则只能像被豢养的家畜一样受人摆布驱使，乞讨残羹冷炙。士人别无出

路，只好千军万马都挤在入仕这一条独木桥上。因为希望入仕的士人数量和君主的需求数量

之间反差太大，供过于求，所以必然造成士人地位的下降，皇帝对士人可以任意摆布。东方

朔对此深有感慨地说：“故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虎；抗之则在青云

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1]（《东

方朔传》）汉代士人在皇权面前之所以显得如此卑躬屈膝，低三下四，以及由此造成的精神

上的苦闷和压抑感，其根本原因是经济上缺乏实力和政治上有求于皇权。正因为如此，从汉

武帝推行崇儒政策开始，儒士开始不断注意财富积累，富贵宗族也开始向儒士化方向发展。

宗族的财富与儒士的文化相结合，终于形成一股新的具有社会影响的社会阶层。这就是东汉

中期开始不断形成的士族阶层[2]。

这些士族阶层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作为尊奉儒家的官僚机构的入选者，他们具有优越的入

选条件。他们不但授徒讲学，桃李遍布天下，而且由于其子孙往往绍继家学，也必然造成一

种新的累世公卿的局面。这就使得士族的地位得到了社会的重视。二是较西汉而言，这些士

族阶层的经济状况发生了较大的改善。

由于士族阶层到东汉后期已经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加上统治者在战乱时代需要这些大族

在经济和军事政治上的支持，所以从曹魏开始，皇权就对这些士族阶层从政策上给予许多优

惠和倾斜，从而使士族的实力更加得到迅速膨胀。

以上情况清楚地说明，到了魏晋时期，士族阶层的经济实力再也不是西汉时期士人的那种寒

酸委琐之状。士族与皇权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士族已经不是当年向皇帝

摇尾乞怜的寒酸士人，而是令皇帝不敢小觑甚至对其具有不可低估的掣肘作用的强大社会群

体。如果说这一历史巨变魏晋人自己还来不及充分认识和把握的话，那么到了刘宋时期，社

会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使得刘义庆本人和他的门客都对此有了十分清晰的认识。所以《世说

新语》中从各个角度对士族在经济实力方面的变化及其对士族精神面貌的影响都作了充分的

展示。

二、金钱的功过

士族的经济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大量非法部曲和佃客的廉价劳动所创造的巨大财富。

本来魏晋时期的法律制度规定了士族可以按品位的高低享有占用土地和佃客、衣食客的特

权，但实际上各家大户私养的佃客和食客数量远远超过规定。他们用这个方法逃避赋税徭役，

获得巨额非法收入[3]。而朝廷因为需要大族经济上的支持，也只好对此默许；二是士族往

往将大量的剩余物资进行商品交换，以获得巨额利润。士族因此而在财富上获得了巨大的收

入。此正如王伊同所言：“五朝以还，富室豪家，类多隐括，力入私门。寸绢不输官库，升

米不进官仓。其家资富赡，官位显崇者，更阡陌相望，庑宇比鳞。或则樯桅千里，贸迁有无。

于是府库无所资，力役无所出。而邑有人君之富，里有公侯之资，五朝高门，所以权重势溥

者，此夫始非一因也。”[3]（p115）

士族阶层中的许多人本来是以明经修行的儒家仪轨起家，可一旦他们腰缠万贯、大权在握、

地位稳固时，便被金钱冲昏了头脑，成为与儒家的仪轨背道而驰的暴发户。儒家从礼仪的角

度出发，强调以礼为准绳，符合礼的规定的，该奢的要奢，该俭的要俭。否则就要受到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