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伦理学的伦理文化变革.doc

应用伦理学的伦理文化变革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西方古典伦理学的终结和现代西方伦理学的凸显使得应用伦理学成为这一变革的历史产物。当代伦理学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说经历了一个理论与现实的结合 — 理论与现实的分离 — 理论与现实的再结合的辩证否定过程。这种结合使得应用伦理学的理论基础基本内容、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环境伦理学充分体现了应用伦理学的特性 ,是伦理文化划时代的变革。 1933 年环境伦理学的创立者之一利奥波德在其著名论文 《土地伦理》 中认为 ,伦理演变的次序是由伦理关系的扩展而决定的 ,最初的伦理观念是处理人与人的关系 ,接着是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 ,现在应该是处理人与土地的关系。　　利奥波德无疑表达了一个正确的判断:伦理文化的变革取决于伦理关系的变化 ,而伦理关系的变化又取决于现实生活的发展。因此 ,作为思想形态的伦理文化 ,应用伦理学在 20 世纪 60 年代迅速成为伦理学的 “显学” ,其演变既是社会现实的变化使然 ,也是伦理文化的历史产物。19 世纪下半叶至 20 世纪初 ,西方伦理文化发生了重大的变革 ,即西方古典伦理学的终结和现代西方伦理学的凸显。西方古典伦理学的三个理论传统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和宗教伦理学 ,由于自身理论存在的缺失和现实社会变革的冲击,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纷纷寿终正寝[1 ]。传统理性主义以某种先验既定的普遍性原则观念或人性实体为出发点 ,来建立一种超验的普遍道德原理 ,寻求道德的普遍基础和一般原则。这一套理论系统在黑格尔那里达到顶峰。　　 但是当资本主义从自由阶段跨入垄断阶段,社会矛盾逐步暴露并渐趋复杂时,人们发现理性的力量不足以关照现实的人生,不足以应对生活中的各种坎坷。于是,非理性主义随之兴起。传统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不同 ,它并不热衷于建构某种纯粹的道德形而上学体系 ,而是通过观察、 自省等实证的方法来建立自己的道德理论 ,主张从人的感觉经验中 ,而且往往是从个人的道德经验出发去寻找人类的道德起源、 标准。这种理论同样在 19 世纪中后期陷入了不能自拔的危机中:由于过分专注于经验事实并把伦理学的基础始终奠基于个人的行为结果、 情感和心理因素上因此 ,它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理论的褊狭性 ,导致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的矛盾。这一矛盾又迫使它处于这样的两难境地:或者放弃对道德规范普遍性的追求 ,却必然要丧失其理论的客观实践价值;或者寻找超验的具有逻辑必然性的道德普遍性规范 ,却又要失去可靠的经验基础和依托。 “这就是传统经验主义伦理学的理论困境 — — — 随着 19 世纪后期西方自然科学的新发展 ,特别是数学及由此引起的数理逻辑的变革而提出的诘难 ,使传统经验主义赖以确立的以归纳综合为基本内容的形式逻辑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在客观上动摇了传统经验主义伦理学的方法论基础 ,追求普遍道德规范的企图随着它依附的方法论维系受到挑战而失败相对主义在现代西方伦理学中占有主导地位。现代西方伦理学或者从道德主体的主观性出发 ,把道德判断标准看作是主观的、 相对的,或者从社会环境出发 ,把历史的、 地域的道德绝对化 ,从而使道德理论孤立化、 主观化和相对化。中立主义标榜要以伦理学的科学性取代它的阶级性、党派性 ,宣称科学伦理不从属于任何思想体系 ,保持立场中立。以反传统为旗帜的现代西方伦理学并没有如人所愿地把人们从现实困境中解放出来 ,反而使人们在愈加恶劣的社会问题中不知所措。　　在人类历史上 ,以道德危机症候所表现的道德衰退 ,其图景经历了三个 相互联系的阶段:在第一阶段,价值理论尤其是道德理论和实践所体现的真正客观的和非个人的标准 ,为特定的政策、 行为和判断提供了合理的正当的理由 ,这些标准本身也可以合理地证明为正当的 ,这是指以亚里士多德主义为中心的道德传统占支配地位的历史时期;在第二阶段 ,存在着维护客观的和非个人的道德判断的不成功的企图 ,而且依据标准和为标准提供合理的正当的理由的运动持续地失败 ,这是自启蒙运动至功利主义的历史时期;在第三阶段 ,客观的非个人的道德标准已不适用 ,取而代之的是情感主义 ,这是指 20 世纪初至当代的历史时期。　　 麦金太尔着重指出以情感主义为代表的当代道德文化,在理论上由于普遍性道德已变得不可诠释 ,个人意志所好成为普遍原则的表述 ,道德原则和判断的相对性、 个人性特征非常明显 ,因而丧失了人类传统德性的根基 ,丧失了道德权威 ,表现在现实上就是当代道德处于严重的无序状态中。麦金太尔正是从理论的历史变迁和社会现实中追寻了这种危机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麦金太尔对近现代传统伦理学的批判和否定与西方哲学中的后现代转向是合拍的。20 世纪 60年代以来的后现代哲学的转向 “是哲学思维方式上的一次根本的变更 ,标志着西方哲学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 更高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