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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3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 　　二、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展开及其核心问题 　　中国的市民社会研究，虽说是针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层面的问题以及知识界对这些问题所做的理论层面的回应而提出并展开的，但是一如上文所述，中国市民社会论者的理论资源则取自西方，这就必然要求中国学者对源自西方的各种市民社会理论进行分析并对其间所涉及的西方市民社会发展的经验进行研究；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中国市民社会论者对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为了解释中国本土问题的手段，换言之，中国市民社会论者的目的是要借用西方的市民社会观对中国的问题加以研究；进而，这种将西方的市民社会观或西方的市民社会模式适用于中国，就必然会产生一些论者对这种适用的质疑，而在这种质疑的基础上又形成了一些新的市民社会研究。上述三个方面的研究具有着很深的内在勾连，而且所涉问题也很多，但是为了从总体上把握中国市民社会论者的观点及背后所蕴含的基本取向，此一部分的文字将围绕着已有的研究文字都论涉到的“市民社会与国家”问题展开分析，这不仅是因为市民社会观内在含义发展演化的要求，而且也是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市民社会研究之所以展开或者其赖以为基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问题。然而，在论述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就与市民社会概念相关的一些问题进行讨论。 　　1. 市民社会概念及其应用问题 　　综观中国学者的市民社会研究，我们可以发见，就迄今的研究文字而言，中国论者一般都将出自于西方经验及智识传统的civil society以及相应的德语词burgerliche gesellschaft翻译成“市民社会”23。然而，一如我们所知，撇开“市民社会”一术语被提出以后的种种变异不论，该术语所具有的极为纷繁复杂的含义，从历时上观之，集中表现为两种观念，一是被今人译成“文明社会”的前近代政治观，另一则被译成“市民社会”的近代政治观。 　　所谓“文明社会”，是指与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相区别，亦即与自然状态相对的政治社会或国家；在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那里，所谓civil society(即koinonia politike)一词，系指一种“城邦”（即polis）24。后经西塞罗于公元一世纪将其转译成拉丁文societas civilis，不仅意指“单一国家，而且也指业已发达到出现城市的文明政治共同体的生活状况”25。这种含义的societas civilis后为人们广为采纳，“霍布斯称由国家保证其和平秩序的社会为civil society。……事实上，在卢梭的著作中，civil society 指的就是国家，因为civil society与自然状态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前者包含了雄居社会之上的国家”26。在这里，“文明社会”显然不是指与国家相对的实体社会，所以，civil society(societas civilis, societe civile)与the state(civitas, etat, staat)也就可以互换替用，n. bobbio曾经对这种状况做过概括：在传统自由主义时代，众所周知的两个相对概念不是“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而是“自然状态与文明社会”，换言之，前国家人文阶段的观念主要不是受“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对概念的促进，而是为“自然状态与文明社会”这两个相对概念所提升27。 　　所谓“市民社会”，则是指在那些源出于保护个人自由的思考以及反对政治专制的近代自由主义政治思想、源出于对市场经济的弘扬以及对国家干预活动的应对的近代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基础上而逐渐产生的相对于国家以外的实体社会；而这在国家与社会的框架下又形成了市民社会中的两大智识传统，一为洛克式的“社会先于国家”或“社会外于国家”的观念28；洛克式的观念，从其自由主义的根源看，隐含有显而易见的但未必截然二分的两种思想导向：其一是透过市民社会前国家（或前政治）的身份或品格(identity)而表现出来的所谓捍卫个人权利或反权威的“反政治”导向，套用杰里米·瓦尔德伦的话说，这种理论“首先是一个反抗的理论”29。在这里，国家的存在是为了维护个人的天赋权利，而个人权利的不可取消性则构成了国家权威及其权力的限度；其二是透过市民社会外于国家（或非政治）的规范框架而显示出来的社会完全可以不需要国家权威干预而自己管理自己的“非政治”导向；这种导向受到重农学派和古典经济学的激励，进而在实践层面导致了一个受制于自身规律（“看不见的手”）而毋需国家干预的经济体系的出现。这在某种意义上表现为近代社会的基本组织原则开始从宗教、政治等传统权威式组织原则向自由放任经济的自发性组织原则的演化。 　　另一市民社会传统则为黑格尔式的“国家高于社会”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