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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史回顾 摘要：中国广播电视史的研究工作萌芽于本世纪20年代中期,迄今已有60多年的历史,在经历了长期缓慢、曲折的发展后,到80年代初期悄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经过数以百计的广播电视史志工作者坚持不懈地辛勤耕耘,使广播电视史志园地生机勃勃,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盛景象。60多年来中国广播电视史的研究工作,约略可以分作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年代中期至40年代末期的缓慢起步阶段,第二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曲折发展阶段,第三阶段,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迄今的初结硕果阶段。 时间回顾 （一）缓慢起步的第一阶段 中国广播史的研究始于对一个地区广播事业发展的描述。上海是中国广播事业的发源地。目前找到的最早的一篇广播史的专文是曹仲渊写的《三年来上海无线电话之情形》(载《东方杂志》第21卷第18期,1924年8月出版),文中的“无线电话”、“播送站”,即今天的“无线电广播”、“广播电台”。作者称该文是“上海播送站之沿革史”。至20年代后期,广播事业尚未形成一种独立的事业,因此,早期广播史的研究成果无专著,只是分别写入新闻史或交通史著作中。我国著名新闻史学者戈公振最先把广播事业视为新闻事业之一种,并写人他的代表作—《中国报学史》一书。20年代中期成书的《交通史·电政编》及其他一些交通史著作,对上海、北京、天津等地的广播事业的兴办情况作了记载。1929年底,国民党中央台编印了我国第一本广播年鉴—《中央广播无线电台年刊》,收人了该台及中国广播发韧时期的重要史料。 从20年代末期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10年间,随着中国广播事业的较大发展,对中国广播史的研究也有了初步进展,除散见于综合性年鉴(如《中国国民党年鉴》、《申报年鉴》等)和广播专业期刊(如《广播周报》等)外,具有代表性的专文有胡道静于1936年先后发表的《上海与广播事业》和《上海广播无线电台的发展》。两文内容基本相同,对上海抗战前广播事业的发展作了比较系统的记载,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另一篇是吴保丰1937年6月发表的《十年来的中国广播事业》。吴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兼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处长,他的文章对1928年—1937年间中国广播事业(东北地区未包括在内)的论述,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统治区的广播史研究工作基本处于停顿状态。除一本《中国广播无线电事业概况》1外,在赵君豪的《中国近代之报业》、任白涛的《综合新闻学》等书中尚有一些有关广播事业发展的记载。1947年11月间,国民党政府新闻局编印了一本题为《广播事业》的小册子,介绍抗日战争期间和战后两年间国统区的广播事业概况。综上所述,全国解放以前,关于旧中国广播史的研究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少数新闻史、交通史方面的专家学者所作的研究工作,但由于主要精力未用于对广播事业的研究,因此成绩并不显著,也未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另一种是国民党广播事业机构根据对当时广播事业状况调查编撰的专文、专刊,其中许多基本事实材料虽然可供我们今天了解当年广播事业情况参考,但由于编写者的政治立场的局限,在使用时必须注意分析、批判,吸取其可供参考之处。 4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广播事业创办之后,由于长期处于战争年代,不可能有专人从事广播史的研究工作。抗战胜利之际,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恢复播音后,为了向国统区听众介绍解放区的广播事业,延安(陕北)台先后播出的《介绍XNCR》、《大家都来说话—XNCR周年纪念广播》、《陕北台二周年告听众》、《xNCR陕北阶段工作的简单总结》等文章,这可以看作是对解放区广播史研究的萌芽,其特点是把对广播历史的研究同介绍解放区广播事业和总结工作经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此后,新华总社、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等单位还编印过《解放区广播电台介绍》、《邯郸新华广播电台介绍》等小册子,为我们今天研究解放区广播史保存了一批重要史料。 （二）曲折发展的第二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人民广播事业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广播史的研究虽然逐步引起广播事业领导部门的重视,但由于50年代后期受“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特别是10年“文革”的破坏,广播史的研究时兴时衰成果不大。从1952年底至1966年春,中央广播事业局曾先后召开过9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历届会议上,有关负责人所作的工作报告以及中央广播事业局负责人历年来在报刊上发表的介绍当时人民广播事业状况的文章,实际上就是对一定时期人民广播发展情况的叙述和基本经验的总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以看作是人民广播史研究的成果。 1958年,中央广播事业局成立研究室,编印了《广播工作文献集(一)》(油印本),康荫等人开始对中国广播史的某些方面作初步调查并陆续在报刊上发表有关文章。1959年秋天,北京广播学院创办,当时的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