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联盟和俄国难民的遣返尝试.doc

国际联盟与俄国难民的遣返尝试 丁强 (常熟理工学院人文学院，江苏常熟215500) 　　摘要：根据1922年7月的南森—苏俄遣返计划，少量俄国难民在国际联盟难民机构监督下从保加利亚遣返回苏俄，这是历史上以国际组织调停的形式组织难民遣返的首次尝试。各方对于难民遣返的必要性与可行性、遣返性质及难民回国后的安全等问题的争论贯穿遣返计划始终。由于政治因素对难民问题的干扰，南森—苏俄遣返计划以失败告终。它对后来处理难民问题的国际组织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国际联盟；苏俄—南森遣返计划；难民 　　中图分类号：K512.5；D751.23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10)03－0072－05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7SJD770001) 　　作者简介：丁强(1976－)，男，江苏宜兴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世界近现代史研究。 　　难民问题在20世纪得到了世界的广泛关注。对于难民问题的解决，处理难民问题的国际组织无一例外都把自愿遣返视为最理想的解决方法。正如联合国难民署执行委员会所言，“自愿遣返、就地融合和重新安置是难民问题持久解决的传统方法……如果可行的话，自愿遣返是首选方案”[1]。对于联合国难民机构实施的难民遣返，学术界关注较多，而对国际联盟难民机构的遣返实践鲜有提及。事实上，以国际组织监督形式安排难民遣返的第一次尝试——1922年7月的南森—苏俄遣返计划，就是由国际联盟难民机构实施的。本文拟对此作初步探讨。 一、各方对俄国难民遣返的态度 　　由于俄国十月革命、内战、俄波战争以及1921—1922年苏俄饥荒，陆续有200多万俄国居民逃亡国外[2]。他们的到来使得私人自愿组织的人道主义救助陷入困境，并且成为欧洲各接纳国的一种社会、经济甚至政治负担。1921年8月，“国际联盟处理欧洲俄国难民问题的高级专员”职位的设立，标志着国际层面共同协作解决难民问题的开端。国联俄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弗里德约夫·南森上任之后，除了对俄国难民组织紧急救济和提供法律援助外，还积极寻求俄国难民问题的永久解决。南森设想了两种可能的解决方法：一种是遣返，另一种是逐步疏散[3]。起初，前者似乎成为解决俄国难民问题最好的方式。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各方对难民遣返表现出支持、保留与反对的不同立场。 　　国联行政院和大会反复强调遣返是更好的解决方法，南森在处理战俘遣返问题中的高效给国联留下深刻印象，它同样对俄国难民的遣返充满期待。南森本人也支持难民遣返。1922年3月15日，南森在递交给国联大会的第一份工作报告的第十四条“最终解决方法”中提到：“从长远来看，对于在欧洲出现的150万难民引起的问题，除了把他们遣返回本国以外，没有其他最终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法。”[4]南森还把难民遣返和苏俄战后重建结合起来，“输入到俄国的外国劳工不能取代俄国劳工；并且外国不能提供该国经济真正恢复所需的有实用价值的全体人员。通过使用对俄国重建感兴趣的现在在各国领土内的成千上万俄国儿童和年轻人，没有比这快速提供工作人员的更好的方式”[5]。 　　英法两个大国同样赞成遣返，这将使它们摆脱对逃亡白俄士兵承担的财政责任。在苏俄内战 期间，英法武装白俄军队，因此它们认为对战败的白俄士兵负有道义上的责任。1921年8月，法国政府向国联报告“它已经花费了1.5亿法国法郎(大约380万英镑)，并且仍以每月400万法国法郎的速度在增加”[6]。沉重的财政负担导致法国反复威胁将停止1920—1921年整个年度的支付，而且要求任命一位高级专员安排难民遣返回苏俄。同年5月，英国外交事务部次官塞西尔·哈姆斯沃斯向议会声明，英国政府希望看到难民返回俄国从而结束对英国岁入的消耗。英国外交部官员同样认为：“我们非常期待任何难民遣返计划获得成功，尤其是因为我们本身维持4800名难民的花费每月共计在2万英镑以上。”[7] 　　俄国难民内部对于遣返在何时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实施存在严重分歧。1921—1922年，南森收到很多俄国难民团体的信件。来自下等阶层和哥萨克阶层的俄国难民，由于生活贫困提出立即遣返的要求，而其他阶层的难民强烈反对遣返。1922年8月，哥萨克领导人彼得·克拉斯诺夫将军在写给南森的公开信中，恳请他不要和布尔什维克谈判[7]。多数因政治原因逃亡国外的俄国难民把自身看做俄国的合法代表，他们认为在现有情况下，只要导致他们流亡的政权依然在执政，就无遣返的可能，并且不相信苏联做出的任何保证。 　　国联大多数成员国认为遣返是解决俄国难民问题的一种可行办法，但是它们认为“假如遣返是自愿的，它必将构成明智的解决方式”[3]。在1921年8月关于俄国难民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与会各国就已经讨论了难民可能非自愿返回俄国的问题，认为遣返仅仅适合于那些渴望返回俄国的人。塞尔维亚—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