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地主阶级述论.doc

清代地主层级结构及经营方式述论 关于清代地主阶级的历史，是一个大的研究题目。全面而深入的论述，为我的简陋学识所不能胜任。本文将粗略地论及地主的土地所有制特点，地主的经营方式，地主阶级的构成，它的思想文化特征，这个阶级与其国家的关系等问题，试图对地主阶级的面貌和历史地位有所说明。浅薄失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特点和地主本身的变化 清代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就其基本方面来讲，和前代一样，地主占有土地，具有所有权，得到国家的承认和保护，他们可以支配它，或出租，或雇工经营，或出卖，获其利益。但是，清代土地转移中，活卖和找价的流行，造成土地所有权的复杂化，佃农“买佃”耕种，形成“一田二主”的局面，使得地主土地所有权不完整。这两项是清代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特点，并影响了地主自身的某种变化。 在中国历史上，田产交易过后，卖主以土地价格短少为理由，要求买主补偿的现象，清代以前就发生了。如在明代，江南地主就有“卖价不敷”之说，隆庆间著名的清官海瑞在应天巡抚任上，允许卖方向买主找补田价，但以增找一次为限，这样使找价成为合法的行为，自此以后，该地增找现象大增，至清代，找价一找再找，乃有“一产而加五六次者”。江西也是这种情形，该省雩都把找价称为“找不敷”，卖主屡索，视为当然：“得业者怜失业者之贫，而求济出银，名‘不敷’，原属额外通情，为厚俗之一。相沿已久，视为分内之财，至累索不休，且有‘九找十不敷’之云。”找价在田产交易的不同形式，即典当、活卖、绝卖中都有发生，我们不妨先看一些事例：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贵州兴义县人查洪元将一份田地以六十两银子当给刘高位，至五十二年（1787年）找补银二十八两，立契，契内不言回赎，等于卖绝。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贵州青谿人孟陇荣将得的当业水田一份，以价银八两二钱转当给任贵，后来找价七两八钱，至嘉庆十八年（1813年）又要找补当价，对方以并非绝卖，不肯增找。嘉庆九年（1804年），甘肃灵台人白文库将山地一顷当给白心仁家，价钱八十七千文，以后凭着这个关系零星借钱，累计达五十五千八百文，找价九千文，到嘉庆十八年（1813年）又提出找价三十千文的要求。山西霍州人傅恭典出水田一亩，死后，其弟傅全养子傅成法于嘉庆十六年（1811年）将之立契绝卖，得找价十五千文。山东诸城人杨渠先把地二十亩五分典给杨泾，嘉庆十六年（1811年）议定以京钱三百千文绝卖给对方。以上发生在黔、陇、晋、鲁等省的事例，说明典当土地的卖主，屡次向买主找价，或者提高当价，或由此而将典地卖绝，这已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 在土地买卖关系上，比典当发展一步的是活卖，即卖主将土地出手，但在规定期限内可以回赎，其出售价格要比典当价格高。活卖也有加价找补现象。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浙江山阴县田氏祠堂用银三两承买余伯饶坟山一亩七分，二十年后，找价钱三千文。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同县人王则范兄弟将田三亩二分卖给本族祠堂，价钱六十千文，立契注明回赎，五十七年（1792年）第一次找价十千文，嘉庆八年（1803年）第二次找价十九千六百文，不但没有回赎，反而立了“杜绝找契”。活卖要求增价，理由也是卖价便宜，请求找补，也还别有名目的，如湖南武冈人王配贤于嘉庆十四年（1809年）卖田给向铭时，二年后，其子王云衡以曾向田地施肥多为名，要求向铭时“找补粪草钱”，向同意给钱一千二百文。 绝卖的土地，即不得回赎的土地，卖主业已绝对丧失原来土地的所有权，然也不乏找价之事。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安徽亳州人慕兴义承买慕长盛田地十五亩七分，“契载杜绝管业”，嘉庆十五年（1810年），慕长盛要求退地，经族长慕大朋断处，退地二亩六分，这就等于找补了二亩六分地的价格，次年再次提出找价的要求。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湖北黄梅人余善海将田一亩八分绝卖给余方谷，以后屡屡找价，每次得二、三百文。又如江苏丹徒县人王士元于康熙三十年（1691年）以二百两价银把园地七亩六分、地四亩五分、山三亩、水塘一口、房一所绝卖给马侯府，后来增找杜绝钱，一次得八两，一次得六十两，又立“杜绝叹气契”，得银六十两。 田产交易，从典当到活卖到绝卖，每一次加价，都立有契约，并因找价而影响买卖双方与土地的关系，契约名称因而不同：当契、卖契、绝卖契；纯粹找价而写的字据，有“找杜契”、“杜绝契”、“叹气契”等名称。江苏嘉定县人关于房屋买卖中加找契据的定名，可供参考，兹录谈县志记载如下：“买房屋者，于契价之外，有叹、脱二项：叹者，言屋已为他人所有，失主唯有付之一叹，故须由得主加钱若干，别立叹契；脱者，失主屋中有匾额诰命之类，除去时心有不忍，又须加钱若干，别立脱契。” 清代，土地的买卖，大多经过典当、活卖、加价找赎，达到绝卖，或者还要加以找补，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