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社会生活史(第三章饮食第四章服饰).ppt

综上，夏商贵族统治阶级的食礼，美食心态固然是一个方面，但主要动机在于促进贵族集团内部人际关系的和谐，协调上下秩序和进行感情联络，具有非常明显的政治色彩。三、筵席宴飨与族众聚食夏商时代的饮食，按照其性质，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每日常食，另一类是筵席宴飨。每日常食，是出于生理上的需要，基本上已经固定化，习以为常。夏人一日用几餐，不得而知。商人一般是两餐，可以从甲骨文中所揭示的记时制得知。一餐在上午，约相当于现在7—11点之间，称为“食日”（《屯南》42），也称“大食”（《库》209，《乙》6383反）；一餐在下午，约相当于现在15—16点间，称为“小食”（《乙》478）。由于两餐的进食时间约定俗成，因而成为计时之专用名称。至于每日常食的内容，据《礼记·内则》：“羹食自诸侯以下至于庶人，无等”，孔疏：“羹之与饭是食之主，故诸侯以下无等差也。此谓每日常食。”但事实上应当不尽如此，不同社会阶层的每日常食，还是会有所不同的。0102在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在祭祀天地和祖先时，氏族首领把祭食分给族人分食，可以被认为是筵宴之滥觞。筵席宴飨，是人与人之间有了“礼”的关系之后才逐渐形成的就餐形式，必须有多人共享，否则不成其为筵席；并且这种聚餐是有一定原因的，还需要有相当多的食品积存，因此绝非天天可以举行，是根据一定的时间和场合，视具体情况而举行的。筵席规范于礼，因此十分重视宴飨的排场和基调。据《礼记·乐记》：“铺筵席，陈尊俎”。上古时代，人们席地坐食，因此宴飨以铺在地上的坐具命名，称之为筵席。所谓“铺陈曰筵，籍之曰席者，设席之法，先设者皆言筵，后加者为席。筵席惟据铺之先后为名，其筵席止是一物。”席一般用苇、蒲、萑、麻之类的植物茎杆编成，夏商两代考古遗址都有发现。01关于筵席的级别，礼书上说天子席为五层，诸侯为三层，大夫为二层，考究的席以帛缀边，有严格的等级差别，但这是夏商以后时代的制度。现在所能知道的是，商代宴飨肯定设席，享用盛宴者席地而坐食。02另外，夏商时代有身份地位的贵族，还使用俎、案，凭俎、案而食。在晋南陶寺遗址大型墓葬中出土有木俎，施以红彩，或再以白、黄、黑、蓝、绿等各种色彩绘出图案，有的还伴随着木俎同时出土有彩绘木案。[1]《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在商代王墓中有同时出土4件俎案的，而一般贵族墓葬中至多有1件俎案，可见这种宴飨或祭祀场合所使用的礼器，也是有等级差别的。筵席宴飨，在商代一般称为“飨”，有时也称为“燕”（宴），主要是为了活人而举行的；即使是为了祭祀鬼神而举行的宴飨，实际上也大多是为了在世者。对此，甲骨文中有记载：庚子，王飨于祖辛。（《合集》23003）甲午卜，王其侑祖乙，王飨于庭。（《屯南》2470）这是指商王飨食先王，先举行祭祀，再移到庭举行飨礼，而后者是生人的筵席，含有分食祭品“纳福”的性质。据《礼记·王制》孔颖达疏，在商代商王举行筵席宴飨的对象一般有四类人：一是诸侯，二是王之亲属及诸侯之来臣，三是戎狄之君使，四是耆老孤子，等。另外从甲骨文和金文中可以推断，商王宴飨的对象，除自然神和先王先妣等祖先神之外，更注重于活人，举凡王妇、王朝要臣、王之亲属、方国君长、边地诸侯、各地群邑之官员，都可以作为举办宴飨的具体对象。商王举行宴飨之目的，对内用以联络感情，融洽贵族统治集团内部的人际关系；对外用以加强与诸侯、群邑之间的隶属关系，以及与方国之间的亲和友好关系，进行全方位、多层面的交往交流，都是以巩固和扩大对各地的政治羁縻为最高宗旨的。商王借助于以其为主的筵席宴飨，展示商作为中心大国的显赫地位，同时对各方加以笼络，其政治色彩非常明显。1由此可见，商王朝的筵席宴飨，是“食以体政”的重要环节。2除以上所说的贵族集团的宴飨之外，在商代还有另一类聚食，称“食”而不称“飨”、“燕”（宴），参与者众多，社会地位一般也多平平。这种低级官员或普通族众的聚食，一般在野外举行，有的聚食定在冬闲期间举行。商代这种中低层社会的聚食群饮，性质很象礼书中所说的“乡饮酒”，[1]在很大程度上是用来粉饰太平和宣扬统治阶级德政的。以商代社会而论，甲骨文有大量“丧人”、“丧众人”、“丧工”的占卜记载，说明当时百姓流离失散，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大的政治问题。可参见《仪礼·乡饮酒》、《礼记·乡饮酒义》等。《礼记·王制》中有“食节事时，民咸安其居”之语，说明商代贵族统治集团能够给下层社会以一定的自由，准许一点有限的聚食群饮的机会，从而使下层社会安分守己，稳固自己的统治地位。01由此可见，被统治阶级所允许的中低层社会的聚食群饮，实际上亦包含有政治色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