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崛起与有管理的贸易-投资自由化政策.doc

中国经济的崛起与有管理的贸易－投资自由化政策 ?（本文已发表于《国际贸易》2005年第6期） 关于中国经济的崛起已经成为国际上讨论的热门话题。单纯从经济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崛起的趋势已经不可阻挡，已经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根据麦迪逊（2001年）的研究成果，按1990年国际元计算，2001年中国GDP达45700亿国际元，占世界的比重为12％，而同期美国的GDP是79660亿国际元；到2015年，中国GDP将达114630亿国际元，占世界的比重达到20％，从而超过美国的114260亿国际元。[1]关于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20多年内迅速崛起的独特之处，不同的学派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截然不同的解释。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认为是市场化改革的结果；古典经济学认为来源于低劳动成本并具有价格竞争优势；生产要素论认为来源于高储蓄率以及中国的地大物博；大国优势论则认为源自规模经济以及中国强大的对外讨价还价能力；现行国际贸易秩序论则认为中国经济的崛起源自有利的国际环境；国际上流行的外资论则认为是大量流入的FDI造就了中国的繁荣。也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崛起的独特之处来自于中央集权政府加以经济为中心的国策再加上大国优势。 在中国经济崛起的诸多因素中，有一点不可忽视也不可否认的是，外经贸的飞速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外经贸体制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先头兵，外经贸发展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从理论上来看，从“发动机论”到“贸易乘数论”再到动态国际贸易理论，都对贸易与经济增长（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两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是勿庸置疑的。实际上，从资本积累、技术进步、能源供应、劳动力就业、制度创新等等各个方面来看，外经贸对于中国经济的崛起都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新的势力的崛起必定引起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动荡。中国将在资源和市场等各个方面向现有的格局发起冲击。因此，来自现有发达国际甚至发展中国家势力的压力和抑制，是中国经济崛起过程中必然要面对的，也是必须要跨过的。从这个大的背景来看，近期不断涌现的贸易摩擦和争端也就不难理解了。典型的如近期的纺织品摩擦，就不完全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不仅仅涉及中国与欧美等发达国家，也包含了与中国竞争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从纺织品贸易摩擦中，我们不仅仅看到了国际上对中国经济贸易飞速发展做出的反应，也看到了国内厂商的不成熟与盲动。由此可见，在中国经济崛起的过程中，如何适时、合理得调整外经贸政策，事关中国经济崛起的大局，值得进行深刻的反思。 一、中国现行的贸易政策：“重商主义”倾向＋“贸易自由化”旗帜 虽然从政府层面和学术界，很少提及中国贸易政策的“重商主义”实质，但从“千方百计扩大出口”、“市场多元化”等口号以及中国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的积累的现实来看，中国贸易政策的“重商主义”倾向是勿庸置疑的。只不过中国的“重商主义”倾向更加重视出口，而非限制进口。从理论上来讲，对于发展中的国家和处于赶超阶段的国家来说，实行“重商主义”的贸易政策无可厚非。从历史上也没有任何一个经济学家能够成功得说服一国政府放弃“重商主义”的冲动。对于中国这样的中央集权国家来说，“指标经济”更使得这种“重商主义”倾向发挥到了极至。事实证明，这种贸易发展模式是成功的，至少到目前来看是这样。然而，“重商主义”发展模式有着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只能是个别性行为，而不能是集体性行为。 就目前来看，在“重商主义”信念的支撑下，中国成为“贸易自由化”的坚定信仰者和最主要的拥护者之一。从入世之前的单边自主贸易自由化到入世之后多边约束下的贸易自由化，中国成为贸易自由化的身体力行者。2004年4月6日修订通过并于7月1日开始实施的《对外贸易法》第四条指出，“鼓励发展对外贸易，维护公平、自由的对外贸易秩序”。加入WTO以后，中国更是高举“贸易自由化”大旗，积极参与WTO并掀起了区域贸易一体化的新浪潮。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外贸增长速度超常规发展。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做出了强烈的反应，贸易摩擦和争端将成为常态。中国外经贸政策的调整势在必行。 二、有管理的贸易－投资自由化政策是中国的现实选择 改革开放以后，从整体上而言，中国外经贸学术界尚未形成比较系统、完整和影响较大、自成体系的中国外经贸理论研究成果与著述。[2] 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宏观贸易政策并不明确，或者说至今尚无明确的权威的提法。有的只是整体经济的“对外开放”总政策。[3] 我们提出的有管理的贸易－投资自由化政策，既是对现行政策的总结和反思，也是对未来的展望和预期。 （一）有管理的贸易－投资自由化政策的目标 国家利益是一国外经贸发展所追求的永恒的、核心的目标，有管理的贸易－投资自由化政策也不例外。国家利益的内涵是确保经济安全和政治安全，而不是国家利益无限制的最大化。事实上，由于“贸易”范围的不断拓展，贸易越来越体现出“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