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政道”与“治道”的再平衡——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趋势、特征与挑战.doc

重建“政道”与“治道”的再平衡——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趋势、特征与挑战-学术研究论文 重建“政道”与“治道”的再平衡——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趋势、特征与挑战 内容摘要从政道与治道的角度，观察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与国家建构的趋势、特征与挑战可以发现：1949年之后中国完成了“革命型国家”的政道建构；1978年之后的政道调适与治道变革，又让中国实现了“建设型国家”的再造，其既塑造出改革的成就，也形构出相应的矛盾与不适。只有通过政道与治道的再平衡，逐步实现以社会为中心的国家建构，才能为未来深层次的政治发展创造条件。 关键词政道治道政治发展国家治理建设型国家再平衡 作 者1吴林隐，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2吴毅，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学者”特聘教授。（武汉430079）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与政治发展研究”(2015AD019) 在“国家治理”成为我国政治与公共管理学界的热门话题之后，大约从1980年代至2000年代曾经流行的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讨论，似乎有些淡出学术视野。一个显著的特征是：有关国家公共权力配置的理念、原则与方式的讨论，明显让位于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的讨论，似乎前者所指涉的政治发展已经被囊括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范畴下，不再单独呈现。于是，有关国家治理之“治道”层面的工具性和技术性讨论，也自然成为国家治理研究的中心议题，而对支撑这些治道的价值与权力配置原则的“政道”思考，似乎逐渐模糊。对此，既往讨论似乎也有涉及【1】，但学界好像并未将其视作需要深思的问题。 “政道”与“治道”的概念区分，由新儒学的重要代表人物牟宗三提出。【2】牟先生借鉴现代民主政治理论，认为“政道”即关于政权的道理，其意接近于民主政治的合法性基础；“治道”则是在此基础上对权力的运用方式，其意接近于公共事务治理的规则与技术。尽管后来的学者在使用这两个概念时均加入了自己的理解，因而带来概念使用与重心强调的不同，【3】但若撇开争议，以现代公共权力运行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权力配置的理由一方式和权力运行的工具一技术来对应这两个概念，那么，作为一种基于实证而非价值的评判，认为我国近年来政治学（包括政治社会学等I研究的主要关注已从前者转向后者，即从“政治发展”转向“国家治理”，大概不会有错。 然而，似如当代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政治体系，如果忽略了对其“发展”的探讨，从实证而非语词角度，又如何能够讲清楚其“治理”的特征、成就与问题？王绍光对“政道”的理解有自己的出发点，但他也特别提醒要关注治国的目的，即政道。【4】因此，在学界整体凸显国家治理“治道”技术流特征的当下重提“政道”，将国家治理问题纳入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这一大背景下再做思考，便有特殊意义。 本文从国家权力配置的理由一方式的角度理解“政道”，从国家权力运行方式与技术的角度理解“治道”，与牟宗三与王绍光有交集，又有不同。我们在政治学意义上使用政道概念，在公共管理学意义上使用治道概念。以此为基础，我们将两个概念带入1949年迄今的中国政治发展的总体进程，以改革开放为界，分析这一进程中前后两个阶段的特征，并进一步探讨政治发展在当下所面临的问题，以及解决这一问题的路径。 政道奠基：“革命型国家”的建构 当代中国国家的政道，奠基于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人对未来社会发展的信念。尽管现在的研究更多是从民族一国家的视角强调新国家的意含，但是，要清晰梳理现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起点，却不能不再次回溯到立党立国的本源上来。 中国国家的建构缘自于马克思主义的终极革命理论及在此过程中的国家角色定位，即通过阶级斗争，消灭剥削阶级和一切社会不平等，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一目标，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伊始即被遵从。因此，当党所领导的政治革命成功，经过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就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和苏联建国经验，建立起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国家政权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功能，首先还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国家治理”，而是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进行社会革命，进而建设理想社会。因此，新国家固然也进行一般意义上的“治国理政”，但却将它们视作进入未来社会的准备。这一点，在实际上起着共产党建国理论引领作用的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已有清楚交待。【5】因此，如果按王绍光所说政道指国家的最高目的，那么，对共产主义的价值追求即为新中国的政道起点，而所有现实意义上的权力建构与运作，皆围绕此一起点配置与展开。因此，虽然说新中国在成立之初被标定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