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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日本汉字几种非文字性存在分析 　　【摘 要】 文章阐述了在汉字最初传入日本的时候，日本人还没有认读汉字的能力，只是基于日本国内政治需要引进了汉字：舶来品上作为装饰功能的汉字―铸币上的汉字；朝贡体系下传达的取信功能的汉字―汉委奴国王金印；非正式场合的艺术签名“花押”。 　　【关键词】 汉字；汉委奴国王金印；花押 　　汉字对日本产生的影响的先行研究多集中在中日文化交流史方面。中国的汉字向日本传输的过程遵循文明程度高的地方流向文明程度低的地方（如佛经诗偈等汉籍书目），或者是外部力量强压的结果（如钱币，册封诏书和官印等等权力符号）。汉字深入日本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从一种记录外来的文明的异国符号到记录本国的政治秩序和管理体系，汉字逐步奠定了“东亚汉字文化圈”的最重要的文化基础。 　　一、舶来品上作为装饰功能的汉字――铸币上的汉字 　　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两国的官方和民间往来频繁。伴随着古代中国的朝贡贸易和随贡贸易，日本的贡品纳入中国的同时，中国物品也大量流入日本。这些中国物品上或多或少带有中国的文字，符号或图腾，以及其他典型的中国元素印记。中国古代货币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文化载体。 　　《日本书纪》记载， 天武天皇十二年（683）颁布诏书， 要求“自今以后，必用铜钱”。在此之前，社会上应该已开始使用钱币，只是大部分人仍习惯于物物交易，钱币还未被日本人普遍接受，故这个政策对钱币使用和认知有强制性要求。“日本福冈出土的文物中有刻有小篆‘半两’字样的铜钱，在山口县及长崎县又发现了大量分别刻有‘五铢’、‘货泉’字样的铜钱”。[1]这些刻在钱币上的“半两”、“五铢”和“货泉”等字样应该是出现在日本人生活中的最早的汉字。当时古代的日本人具有汉学修养者甚少，只有官僚贵族才具有汉语认读的能力。这段特定的时间内，绝大多数日本人没有因此激发出学习汉字的动力，只是认为中国汉字是一种异文化符号。之后随着中日贸易日益频繁，特别是日宋朝贸易达到鼎盛时期，宋代钱币开始大量流入日本。宋钱上刻有的中国汉字和书体都很丰富，书体有隶、行、草、楷，包括徽宗御书瘦金钱文“大观通报”，“崇宁通宝”，还有篆体“皇宋通宝”等。这些汉字和书体除了少数有汉学修养的文人之外，也只是一种官方强制性符号而已。 　　其次，除了钱币之外，由中国而至的带有汉字的物品如铜镜，中药材，以及丝绸等物品，这些物品上带有的汉字也被视为一种装饰性的中国图画而已。正如文字起源就是由图画乃至图画文字发展而来的一样。汉字原本具有各自的读音和含义，这些刻在中华物品上的汉字的读音和含义在当时的日本人眼中看来毫无释义的必要，只是具有中国舶来品的特征而已。 　　二、朝贡体系下传达的取信功能的汉字――汉委奴国王金印 　　在“汉字文化圈”或者“中华文化圈”中，当然是以中国为中心，就对其周边国家实施册封和朝贡制度。即以中国为中心，周边国家被中国册封为王，这些被称为“王”的国家承认中国的领导地位和权威性；而周边的被册封国家则通过获得中国皇帝的认可来维护和扩大本国的疆域和政治的安稳，同时以向中国朝贡的形式履行自己作为藩属国的义务。中国通过颁布诏书和“印绶”的形式来向周边国家实施册封体制，而被册封国也会使用所赐予的印章。 　　1784年2月在日本福冈县博多湾出土了一枚金制蛇钮，刻有“汉委奴国王”五个字的一方金印。此印的发现，与《后汉书?东夷传》中“建武中元二年（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的记载一致，多数学者认为“委”是“倭”的通假字，后来证实“汉委奴国王”金印就是后汉光武帝赐给倭奴国的金印。 　　“金印上铭刻的“汉”字右下角多出来一个“火”字。 “汉”字右下角刻划成“火”字是偶然的吗？日本出版的汉字图录《朝华字鉴》，没有发现同样的写法。上海博物馆藏的“汉匈奴破虏长”、“汉归归义氐佰长”（繁体）印，它们上面也刻有这个字。就是要使“火”字出现在印章上。为什么要出现“火”字呢？因为汉是火德之国。中国古人认为天地间万物都是由五种因素组成：木、火、土、金、水。汉代刚成立时，有时候说是水德，有时候说是土德，可是慢慢地就规定为火德，东汉一成立就认为自己是火德之国。 [2] 　　一般来说，印章在观念上能提供强有力的影响，是实用性加上权威性的取信的产物。这枚印章的出现的汉字采用了篆书的“汉”字，此时的篆书汉字有着独特的结构，不同于日常篆书的“汉”字，右下角多出来一个小小的“火”字。当时的日本只是被动接受这枚金印，无需解读为何“汉”字的篆书写法应该有“火”字出现。这枚金印的独特性显然不是篆刻方面的文化艺术需求，而是政治上和国家构造上的需要。因此，在这枚金印上的篆书线条只是表达朝贡国的威严和权力，此后，篆文就成了“汉字文化圈”国家中的作为官印的权威性符号，它是持有国的特权和地位的象征。 　　三、非正式场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