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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利益缺失下的利益冲突规则

内容提要:中国公司法不断完善着利益冲突的规则，其对公司实践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由于公司法受制于国

有企业改革，同时在法律思维中采用权利界定方式而不是利益保护方式，现行的利益冲突规则更多表现为规制式、

事前禁止的模式，同时更多地将权力上收给了股东，在法律责任上依赖于归入权，强调公司所有权而忽略了公司

利益。本文回顾了利益冲突规则的引入，对现行规则中的疏漏进行了分析和批评，并结合已有的司法实践分析公

司利益在法律调整中的淡化，并对这种原因进行了理论探讨。

一、利益冲突规则在中国法上的引入

利益冲突是公司法中的核心规则，无论是将公司看成是合同连接体还是社会实体，无论是采用代理还是代表

理论来解释董事和高管人员与公司之间的关系，都必然存在着防止董事和高管人员侵蚀公司利益行为的法律规则

或制度。随着Enron等丑闻，[1]近来发生的马多夫丑闻，乃至金融危机中表现出来的委托代理关系问题，忠实义

务的重要性随着社会需要而不断提高。利益冲突是董事诚信义务(FiduciaryDuty)中的核心，一般认为包括自我交

易、公司机会、财务协助等具体规则。忠实义务由于具体情形千差万别，难以完全列举，但内涵通常认为是一个

广义上的利益冲突问题，即董事等高管人员不能将自己的私利置于与公司利益（公共或集体利益）相冲突的位置

或情形。“忠实义务要求公司董事避免利益冲突的交易”，“免于自我交易、恶意行为、欺诈和抢夺公司机会”。[2]广“

义上来说……忠实义务并不是关于决策本身的程序或监督的。忠实义务是关于董事和经管人员的动机、目的以及

目标的，是他们试图享有业务判断规则的保护所必需的”。[3]

显然，这种内涵式的界定是来源于英美法的。当个人利益和公司利益发生冲突时，公司陷入了不能谈判，也

不能决定是否应当去从事交易的状况。而董事和高管人员面临一个非常清晰的冲突，即其自己的财务利益和为公

司寻求谈判最佳利益义务之间的冲突。这使得公司处于无能为力的局面。这种交易也违反了合同的基本原则：两

个独立的主体和意志。在利益冲突之中，由于经管者直接或者间接地控制着合同双方的意志，形成了一个虚假“”

的合意，从而损害了第三人（常常是公司）的利益。这也是合同外部性的一种表现。从公司利益受损的角度来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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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是实质规范，从合同双方的权力控制角度来判断，是形式规范。实质规范的判断核心，在于寻求公司利益是

否受损；而形式规范的判断核心，在于寻求合同或交易的双方，主体上是否存在着被同一个主体控制。公司法上

对利益冲突的判断，有一个从形式规范向实质规范进化的过程。

美国法上，利益冲突交易的一般准则是，满足以下条件就可以被视为正当：(1)按照公司的程式，内部人向

有关公司机关作出了充分的信息披露；并且，(2)由无利害关系的有权决策人做出了批准；或者（3）交易价格是

公平的；或者（4)股东在得到相关的事实之后以多数决确认交易。前两个条件是联合关系，将公司中的利益冲突

交易进行了一个筛选，将一个合同的双方意志同受一个人控制，变成了正常的两个意思表示一致的交易。这类似

于通过某一种程序或机制，将不清晰的交易变成了可以辨别的情形，也被称为“安全港规则”。[4]

与这种内涵界定为一般规则，将抢夺公司机会、财务协助等作为具体外延展开或特殊规则的方式不同，大陆

法系规则由于采用委任理论，公司董事和高管人员的行为约束更多采用了禁止“”和规制方式，更加强调不得获得

个人利益，不得损害公司利益。在这种模式下，利益冲突的核心是竞业禁止，“董事必须承担忠诚义务或者诚实

义务。据此董事会成员必须将其私人利益置于企业利益之后，不得利用其职权牟取私利。这实际上表明，董事这

一职位相当于托管人。法律上相应的规定是竞业禁止。但是，其影响范围远远超过这一点”。[5]由于法院创造规

则的能力受到局限，故在利益冲突规则上大陆法系表现出更多的强制和形式主义色彩。

中国公司法在核心理论上属于继受大陆法的传统，这表现在现行公司法的主要规则之中。这是典型的路径依

赖的例子。[6]但是随着受到英美法，尤其是香港转手的英国法的影响，在2005年公司法修订中，除了沿着原有

传统细化和完善了一些具体表现（比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