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外国语大学外交学硕士考研状元的时间表.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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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从外交史上的经验教训看中国走向未来的大国外交
历史经验表明,中国能否实现21 世纪的国家发展目标,能否建成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强国,
与其能否正确地认识和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
50 年代末期以后,国际环境的变化使中国外交改变了战略重心和策略选择,更多地将国
家安全纳入外交战略的总体框架和政策选择的思考范畴,为保卫国家安全利益, 对外来的压
力作出了较为激烈的反应。60 年代,中苏关系完全破裂,国际上掀起反华浪潮,美国侵略越
南对中国西南边界构成威胁,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从北方威胁中国安全,使中国国家安
全受到多方向、多来源的外部威胁。中国领导人对国家安全和国际局势的认识也随之变化,选
择了“安全优先”的外交战略,进行了准备抵抗外来侵略的全民战备工作。1969 年中苏边界
冲突后,我国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开展“深挖洞”的运动,表明我国对世界大战的危险有着更深
刻更直接的感受。“备战”已从领导人的认识,转变为国家的政策和全民的行动。
而恰恰在这个时期,中国在政治和理论上的“左”倾思想愈演愈烈,并扩散到外交的战略
性选择上,使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观感和认知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而直接影响到国家发展战略
的方向性选择。首先,我们放弃了世界大战暂时打不起来的观点,转而认为世界大战的危险日
益增长且迫在眉睫,大战一旦爆发将是帝、修、反联手对付中国;因此,国家安全战略的立足
点必须转移到“准备打仗”上来,要准备早打、大打,准备打常规战争,也准备打核大战。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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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我们认为世界矛盾日益尖锐,世界革命形势接近成熟,“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
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世界革命正在走向高潮。第三,我们认为“从现在起,
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我们要以推进世界革命
为己任, 团结一切被压迫民族,彻底DADAO 全世界的帝、修、反,埋葬资本主义制度。第四,
在战争与革命的关系上,我们认为“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这样一个判断,
既指出世界战争将引发世界革命的总爆发,更强调只有世界革命才有可能制止世界战争。
这种对中国所处国际环境的认识,以及由此而制定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外交政策,加剧了中国所
处国际环境的恶化,使中国进一步处于四面受敌又四面树敌的不利境地。而且,我们把阶级斗
争的观点无限放大到对外交往中,以阶级作为划分敌、我、友的唯一标准,却忽略了在当今世
界主权国家仍是国际行为主体、国家间的关系仍然是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的现实,为追求世界
革命的理想和意识形态的纯粹输出革命,导致了中国与一些国家关系的紧张,把本来可以成为
朋友的国家推向了对立面。同时,干扰了我们与其他国家基于国家关系上的正常往来,妨碍我
国与世界的沟通,削弱了我国通过国家外交行为改善周边环境,利用国际资源,加速本国发展
的主观能力和客观可能性。
可见,能否科学地分析国际环境,理智地认定国家利益,有效地利用国力资源,并在此基础上
恰当地选择外交战略和对外政策,对于中国争取国际和平环境,加速国内经济建设,实现 21
世纪远景目标纲要的国家发展战略,具有非同寻常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
70 年代末,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央英明地决定将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
来,对外开放,加速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战略要求一个和平
安定的国际环境,要求对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势,对中国所处国际环境及国家的最高利益作出
准确而科学的分析判断。邓小平相继提出“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
“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等一系列划时代的战略思想,为中国选择正确的安全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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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和对外政策,以便重新融入世界发展的潮流,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中国外交战略的及时调整和对外政策的理智选择,迅速改善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为
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创造了不可或缺的和平环境和极为有利的外部条件。
在具体的外交实践中,我们注意了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外交对象的广泛性,即邓小平所说:
“坚持同所有的国家都来往”,“重视广泛的国际交往,同什么人都可以打交道,在打交道的过
程中趋利避害”,“同世界一切国家建立、发展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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