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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回回医药文献整理与研究

一、元代回回医药文献的历史背景

（一）元代多元文化环境下的医学交流

元代（1271—1368年）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的高峰时期。蒙古帝国的西征打通了欧亚大陆的交通网络，大量中亚、西亚的穆斯林学者、医师随军东迁，被称为“回回人”。据《元史·百官志》记载，元廷设立“广惠司”“回回药物院”等机构，专门管理回回医药事务。这一时期，阿拉伯医学经典如伊本·西那（阿维森纳）的《医典》、拉齐的《医学集成》等被翻译为汉文，与中国传统医学形成互动。

（二）回回医药文献的传入与翻译活动

回回医药文献的传入主要通过两条途径：一是官方组织的译介工程，如元世祖忽必烈命人编译《回回药方》；二是民间医者的口传心授。据学者宋岘考证，《回回药方》原书共36卷，现存4卷，内容涵盖内科、外科、骨科等，其中约30%的药方直接引自阿拉伯医学著作。此类文献的翻译不仅保留了阿拉伯医学的术语体系（如“密陀僧”“没药”），还融入了中医的辨证思维，形成独特的医学表述方式。

二、元代回回医药文献的体系与内容

（一）《回回药方》的医学体系

《回回药方》是元代回回医学的集大成之作。全书以阿拉伯医学的“四体液学说”为基础，将疾病归因于血液、黏液、黄胆、黑胆的失衡。例如卷十二记载的“治头痛方”，强调通过泻下法排除体内“腐败黑胆”，此疗法与中医“通因通用”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书中还详细记录了外科手术技术，如用葡萄酒消毒伤口、用鸦喙形银针缝合内脏，体现了高超的临床水平。

（二）《饮膳正要》中的营养医学思想

元代宫廷太医忽思慧所著《饮膳正要》是中国首部营养学专著，其中大量收录回回医药知识。书中强调“饮食为养生之本”，提出“四时调摄”理论，如春季宜食羊肉汤以“温中补虚”，冬季推荐“八儿不汤”（一种含藏红花、肉桂的药膳）以驱寒。值得注意的是，该书收录的200余种食材中，约三分之一源自西域，如马思答吉（乳香）、咱夫兰（番红花），反映了回回药物在元代的普及。

三、回回医药文献的医学理论特色

（一）四体液学说与辨证论治的结合

回回医学将人体健康状态与四体液（血液、黏液、黄胆、黑胆）的平衡相联系，这一理论在《回回药方》中表现为系统的诊断方法。例如“望诊”注重观察患者眼白颜色判断体液淤积部位，“脉诊”则区分“洪脉”“细脉”以辨别热病与寒症。元末医家朱震亨在《格致余论》中评价：“回回医者，辨气血之盛衰，察脏腑之虚实，其法精微。”

（二）药物配伍的“冷热”属性理论

回回医药强调药物的“冷”“热”属性，主张通过配伍调和药性。《回回药方》卷三记载的“大西阿胶散”，以性热的丁香配伍性寒的芦荟，治疗因“黑胆过热”引发的黄疸。这种分类法与中医的“四气五味”理论相融合，如元代《御药院方》将回回药物“安息香”归入“辛温”类，用于驱风散寒。

四、回回医药文献的药物学贡献

（一）外来药物的引进与本土化

元代回回医药文献记载了200余种首次传入中国的外来药物。以“押不芦”（阿拉伯语Yabruh，即曼陀罗）为例，《回回药方》详细描述了其麻醉功效：“研末和酒服，令人昏醉不知痛”，这一记载比李时珍《本草纲目》早300余年。此外，回回医家还推动了药物的本土栽培，如云南大理在元代已开始种植引自波斯的番红花。

（二）方剂学的创新与临床实践

回回医药方剂以复方为主，注重多靶点治疗。《回回药方》卷七所载“马竹尼海撒而方”，包含诃子、肉桂、蜂蜜等12味药材，用于治疗哮喘与心悸。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该方能显著抑制支气管平滑肌痉挛（参见《中华医史杂志》2018年第3期）。这些方剂通过《瑞竹堂经验方》等中医著作流传至明清，成为中西医结合的早期范例。

五、回回医药文献的当代价值

（一）民族医药学的活态传承

现存回回医药文献为研究丝绸之路医学交流提供了珍贵文本。如《回回药方》中的“古阿里失”丸剂制作工艺，与波斯医学家拉齐在《曼苏尔医书》中的记载高度一致。2011年，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张氏回医正骨疗法”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核心理论即源自元代文献中的“骨伤八法”。

（二）中外医学比较研究的新视角

回回医药文献中的解剖学知识尤为突出。《回回药方》卷三十详细绘制的人体骨骼图，标有“尻骨二十四节”“胸骨十二节”等术语，与阿拉伯医学经典《塔什里》的记载一致，而同时期中医文献仍以“骨度法”描述解剖结构。这种差异为比较研究提供了切入点，北京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近年通过文本对勘，已发现17处药物剂量单位的跨文化转换规律。

结语

元代回回医药文献作为中外文明交流的结晶，不仅保存了阿拉伯医学的精粹，更推动了中国传统医学的创新发展。其理论体系中的整体观、药物配伍思想，以及丰富的外科技术，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临床意义。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对这些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将为构建人类健康共同体提供历史借鉴与智慧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