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康文学艺术的创作与繁荣.doc

文学艺术的创作与繁荣  文学艺术创作是一项富有创造性的精神劳动，如同任何一项人类社会活动，必然深刻地受到意识形态及发展环境等多种社会因素的制约与影响。以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1979年10月全国第四届文代会的召开为标志，保康新时期文学艺术事业已走过整整三十五年发展历程。其间，全县广大文艺工作者和爱好者创作了一大批群众喜闻乐见、具有一定艺术水准的文艺作品，主动开展或积极参与了一系列深受欢迎的文艺活动，为促进全县精神文明建设、满足全县人民精神需求和提升保康形象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保康文学艺术发展历程  综观保康文学艺术三十五年发展历程，较明显地呈现出由封闭到开放、由单一到多元、由艰难探索到相对繁荣的渐次演进态势与特征，大致经历了“复苏回归”、“奋力开拓”、“蓬勃繁荣”的三个发展阶段。 (一)复苏回归阶段（1978年—1985年） 1978年以前，由于受极左思想影响和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整风反右”、“文革”的冲击，文学艺术失去了应有的独立话语权，很大程度上成为政治附庸，充当了政治的宣传品和政策的传声筒。在这一特殊时期，保康为数不多的专职文艺工作者和有一定基础的文艺爱好者，要么出于对整体社会氛围的忌惮，不敢轻易蹑足富有鲜明个性色彩的创作，要么被动地接受行政指派，驱应政治需要，写出 “三句半”、“快板书”、“顺口溜”等之类所谓的文艺作品，但很难窥见其真正意义上的艺术特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解除思想禁锢的浪潮中，保康真正迎来文艺创作的春天，一批具备文艺天赋的干部、工人、农民、学生等欢欣鼓舞，跃跃欲试，尝试纯粹意义上的文艺创作。与此同时，县委、县政府及有关部门对文艺创作给予空前重视，以各种形式鼓励、引导文艺创作活动。至1985年，全县文艺创作不仅在理论上“拨乱反正”，并且逐步回归文学艺术原始意义创作实践之中。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此期间全县所创作的文艺作品，大多数尚显得稚嫩和单薄，创作观念上仍然没有完全摆脱旧有的束缚，创作手法比较单一，缺乏应有的思想深度和艺术的魅力。 (二)奋力开拓阶段（1986年—2006年） 1986—2006年的十年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对外文艺交流渠道的不断拓宽，加之县委、县政府更加重视与支持，保康文艺工作进入实质性的创新发展阶段，文艺工作者创作热情和创作动力极大激发，价值取向与表现手法呈现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创作样式由过去的“小诗歌”、“小散文”、“小快板”向相对宽泛和丰厚的“大块头”、“大部头”、“大制作”拓进，展示平台开始由过去的县级报刊逐渐迈向市级、省级甚至国家级报刊。在此阶段，创作队伍不断壮大，创作质量和数量不断跃升，文艺创作氛围空前浓厚，全县文艺创作迎来第一度波峰，涌现一大批诸如李修平、肖定佐、汪法频、周才彬、彭宗卫、田德林、彭德运、郑长宝、李道祥、王平、胡启彬、邹传波、吴祖全、李林、姜杰、陈顺阶等为代表的各类文艺创作活跃人员。他们所创作的作品多在市级、省级以上权威媒体发表或展出，在全市乃至全省形成较大影响，其中文学创作影响更为突出，保康文学创作队伍曾一度被誉为“山林支队”。其中，李修平、周才彬、彭宗卫、田德林等，或笔耕不辍、作品繁多，或视野宽广、创作前卫，或植根传统、深邃厚重，等等，代表了保康文学创作最高水平，其代表作多成为保康文艺创作里程碑式的作品。 但应当指出，在这一阶段后半期，因为市场经济影响及地方行政工作需要等诸多原因，不少可望冲出湖北，取得更大成就的作者、艺术工作者或下海经商，或弃文从政，或离开保康另谋发展，致使保康的文艺队伍一度大幅萎缩，影响力直线下降。 （三）蓬勃繁荣阶段（2007年—2013） 2007年以后，随着党和国家对发展战略的深刻调整以及对文化及文艺工作的空前重视，许多弃文从政和弃文经商的作者在经过浮躁和游离后，重新回归文学艺术阵营，并不断取得突破性的成就，保康文学艺术遂在原有的基础上再度复苏，并一路跃进。在此阶段，创作环境更加宽松优越，创作管理指导机制更加健全完善，管理指导方式也更加科学专业，文学艺术已然在全县社会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同时，经过长期积淀和思索，作者们的创作观念和手法均有根本性的革新，作品日臻成熟。在文学上，以周才彬、吕先觉等为代表的一批起步较早的作家经过多年储备，开始对文学的本质和意义进行重新思考和定位，以崭新的文学观念和独到的表现手法创作并发表了一大批审美取向和表现手法迥别于传统的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形成了各具不可复制性的创作风格。与此同时，以张德富、王俊楚、刘远贵、陈国梁、陈朝根、张世刚、魏群夫、田晓隐、褚金鑫、张蕾、彭艳丽等为代表的一批中青年者，踊跃跟进，创作了一系列思想水准和艺术品位与当代主流文学接轨并交融的文学作品，并陆续在省一级权威报刊发表。至此，襄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