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魏书生.docx

我和魏书生　　我第一次见到“魏书生”这三个字，是我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一九八三年。我在一个刊物上读到了介绍魏书生的文字后，真是激动万分。那时我正沉迷于苏霍姆林斯基之中，所以我很自然地把魏书生与苏霍姆林斯基相比较，他们两人都是自学成才，都在农村中学任教，都把自己的心融入了学生的心……于是，我得出的结论是：魏书生就是中国的苏霍姆林斯基!我决心做一个像魏书生那样的老师——不仅仅是决心，我真的开始了自己的行动：魏书生老师要他的学生办班级日报，我在自己的班上也开办了班级日报;魏书生老师要他的学生写日记，我要我的学生也写;魏书生老师让学生画“语文知识树”，我也让我的学生画……说魏书生影响了整整一代语文老师，可能有点夸张，但说他影响了年轻时的李镇西，是一点不夸张的。　　第一次见魏书生老师是1995年夏天，我回老家乐山看望母亲，正碰上魏老师来乐山讲学。魏老师讲的题目是《自强 育人 教书》，他站在宇宙的高度看待社会、人生和教育，把我的心也引到了一个澄明的境界。下午听报告之前，我在去剧院的路上碰到了魏老师，烈日下，他也步行前往剧院。怀着崇敬和激动的心情，我追上去和他打招呼，并和他一起走到剧院。一路上我们聊了些什么我已经忘记，但他的平和从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天报告完了以后，我买了一本他的著作《班主任工作漫谈》，然后请他题词，他写了四个字：“解放自我!”　　那个暑假我一口气看完了《班主任工作漫谈》，心灵的原野阳光灿烂，同时身上有一种飞翔的冲动。合上最后一页，我作出了一个庄严的决定：要求学校给我两个班，我要进行真正的教育科研实验!后来的几年里，我同时担任“优生班”和“差生班”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我把主要精力用在“后进生”的研究上，做课题，写随笔，正是那几年艰辛的教育教学探索，孕育了我后来那本《爱心与教育》。　　后来，我又先后三次在不同的场合与魏书生老师有过近距离接触和交谈，但都没有比较深入的交流。不仅仅是没有时间，还有我的自卑，使我觉得除了仰视，我没有资格与魏书生老师进行平等的对话。随着我教育思考和实践的深入，我开始反思自己也反思包括苏霍姆林斯基、魏书生、叶圣陶等等教育大师的教育，我开始从单纯的感情崇拜转向相对成熟的理性审视。我开始意识到，正如苏霍姆林斯基的思想并不能取代我的实践一样，魏书生的具体做法也不能取代我富有个性的创造。在《给青年校长的谈话》中，苏霍姆林斯基有几句话说得非常精辟：“某一教育真理，用在这种情况下是正确的，而用在另一种情况下就可能不起作用，用在第三种情况下甚至会是荒谬的。”　　比如，魏书生老师指导学生画“语文知识树”，以我现在的眼光看，可能不太符合语文学科的学习特点，但如果放在魏书生老师的语文教育体系中，可能是最符合他教学个性和他学生个性的做法;又如，他当班主任能够带着学生练拳击练太极，我显然做不到，也没有必要去做。我认为，任何一个杰出的教育专家或优秀教师，其教育模式、风格乃至具体的方法技巧都深深地打着他的个性烙印。也就是说，他们的生活阅历、智力类型、知识结构、性格气质、兴趣爱好以及所处的环境文化、所面对的学生实际等等因素，就决定了任何一个教育专家都是唯一的、不可重复的。这就是为什么不少人苦苦“学习”于漪、魏书生却老也成不了第二个于漪、第二个魏书生的原因。我这样说，当然不是反对向优秀教师学习，而是给自己也给其他正在成长的青年教师一个提醒：向优秀教师学习主要是学习其教育思想，而不是机械地照搬其方法;而且，先进的教育思想也必须与自己的教育实际和教育个性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将别人的精华融进自己的血肉。　　于是，我在苏霍姆林斯基、陶行知、于漪、钱梦龙、魏书生等人的旗帜下，从这几位教育大师的教育思想中提取“人性”、“民主”、“个性”、“创造”等精神元素，开始走自己的路了——从教育浪漫主义到教育理想主义、变“语文教学”为“语文教育”、口语—思维训练、“语文生活化”与“生活语文化”、语文教育中人文精神的培养、班级管理从“人治”走向“法治”、充满爱心的人格教育、面向未来的民主教育……　　我渐渐取得了一些教育成果，并开始引人注目了—mda　　sh;我的“事迹”出现在一些报刊上。特别是随着我的“影响”逐渐扩大，我所在的城市有人把我称为又一个“魏书生”，在网上也常常有人这样评价我。面对这些赞誉，我总是很认真地说：“请不要把我同魏书生老师相提并论。”　　这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谦虚”，而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任何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人与人之间是不可比的。对于魏书生老师，我一直都认为他是我学习的榜样;我没有想过成为他，也不可能成为他。我就想做一个最好的自己。　　长期以来，不少人喜欢用“中国的××”来赞美一个人，比如把张海迪称作“中国的保尔”，再早一些把鲁迅称作“中国的高尔基”。我不怀疑赞美者的真诚，但这是一种很不恰当的说法——在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