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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职业化进程中新闻学动力
把新闻知识背景作为新入行者的主流资质。并非要求新闻从业者只能是清一色的新闻专业毕业生,其真正含义是要使包括新闻专业以外的优秀人才在进入新闻传媒业之前,能够有机会获得基本的新闻学训练,并把新闻学基本原理内化为持久的从业规范和精神动力。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职业化水平的高低代表着新闻业进步与成熟的尺度,然而,以发行量和收视率为代表的市场导向正在形成某种单向度的媒介话语,冲击并消弭新闻学的标准,成为制约新闻职业化的隐形障碍。实际上,新闻业要想成为一门受人尊敬、高度自律和成熟的职业,必须坚持新闻学的基本原理和系统化的新闻学训练。
新闻职业化的由来
职业是现代社会分工的产物。按照西方社会学的一般理解,职业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工作只是职业的一个初级阶段。在人类历史上,较早以拥有外行人所不具备的专业知识而被信任的神学、医学和法律,率先实现职业化,象征着专业知识领域的自主、自尊以及道德意识的完善。
16世纪后期,欧洲定期发行的新闻印刷品的出现,标志着新闻业从人类的其他认识活动和一般的信息传播活动中分离出来。然而,直到18世纪,在欧洲知识界和上流社会眼中,“办报还不是一项被人看重的职业”,新闻不过是一种“没有价值、缺乏魅力的次文学”。在美国,直到19世纪上半叶,作为一项宪法权利的新闻自由与新闻界的滥用自由,依然是无法破解的社会性难题,新闻职业化的概念始终没有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话语。
至关重要的转折发生在19世纪末期。这一时期。随着大众化报刊的日渐成熟,服务于“公共利益”至少在名义上成为新闻业的天职,这种变化意味着记者和报纸的地位发生改变,“展示了人类关系的一种新模式”②。从这时开始,人们对新闻传播的职业道德、伦理、规范以及从业者资质等提出各种设想,纽约时报先是刊出“本刊不会污染早餐桌布”的报训,后又代之以“刊登一切适宜的新闻”。美联社倡导“独立、客观和平衡”的“客观性法则”,逐渐衍变为西方新闻传媒业的“职业意识形态”。著名报人普利策向哥伦比???大学提出捐赠一所新闻学院的建议,期望“把新闻提高到一个学术性专业的层次”,以“培养更好的记者”和“更好地服务于公众”。至此,西方新闻传媒业进入了职业化的快车道。
在中国,北宋年间出现了不定期的非官方报纸,于是,以打探时事政治信息和传抄“小报”为业的人应运而生。明代中叶,出版和派送刊有社会新闻的京报,成为一项公开的职业,但始终没有脱离官方的严密控制,基本上没有独立的职业意识。清末民初,我国真正出现了专门从事新闻活动的职业记者,打破了此前由职业革命家、宣传家或思想家为鼓吹政治主张而附带办报的格局。这一时期,黄远生提出的记者“四能”,邵飘萍提出的“外交记者”,成为我国新闻职业化的最初探索。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成立,标志着我国新闻学的发端,中国新闻业开始成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有机构成”,“于是,国人始知新闻事业之价值。新闻记者乃高尚的职业。”
在西方,如何让新闻界在享受宪法赋予的自由权利的同时,自觉地履行社会责任,成为20世纪新闻职业化的核心内涵。1947年,由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M?哈钦斯任主席的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在9易其稿的基础上提出了后被通称为“社会责任理论”的核心内容,代表了西方新闻传播职业化的最完整的理论探索。时至今日,西方新闻职业化的内涵逐步演变为以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为精神内核的一整套话语,它“包括一套关于新闻媒介的社会功能的信念,一系列规范新闻工作的职业伦理,一种服从于政治和经济权力之外的更高权威的精神和一种服务公众的自觉态度。”
不容动摇的新闻学核心
时至今日,尽管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的巨大差异,使得中西方在新闻传播职业化的道路上所面临的问题不尽相同,但人们普遍承认,新闻传播是一项神圣的社会职业,担负着揭示真相、监测环境和传播真理的伟大使命。在这个意义上,新闻学的基本原理以及系统化的新闻学训练,不仅对于我国的新闻职业化具有无可辩驳的价值。而且是推进我国新闻职业化进程的动力。
我国现行的新闻机构从革命年代的“集体的宣传者、鼓动者和组织者”演变而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统领新闻业和新闻学基本原理的精神内核。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传播学等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大量涌入,我国新闻理论体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同时,不断汲取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呈现出面向全球化时代的广度和深度。以此为基点,新闻学和新闻教育的人文内涵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提升。为新闻传播的职业化提供了坚实的支点。
然而,在媒介市场份额的单向度追逐中,不少新闻从业者对新闻学采取虚无主义态度,过去的“新闻无学”演变为今天的“新闻理论有什么用”?仔细分析这种虚无态度的本质,可以发现某种思维和认知的惯性。一方面,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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