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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企业文化的渊源

企业界和学术界普遍认为，20世纪50～70年代日本

的成功源于日本的企业文化，主要是内部的团队合作精神、

创新精神和与外部联系中的诚信。日本职员的团结、协作和

同甘共苦，还有像休戚与共、甘愿为企业、团队不计个人得

失和勇于奉献的精神令人惊讶。在与外部的联系中，日本企

业的诚信度是世界公认的。诚信来源于团队内个体对企业、

对社会的责任，而日本企业文化的背后有着很深的文化渊

源。

儒家文化的引进

日本引进儒教始于律令时代（7世纪的奈良、平安时代），

大量经书随着遣隋史、遣唐史的往来流入日本，加之留学生、

留学僧的学成归国及中国大陆名人、名僧的东渡，儒家思想

的五伦五常（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兄弟之序、

朋友之信）的人伦关系、忠、孝、诚、信等经过诠释与吸收

逐渐日本本土化了。有专家说，日本文化的中心是儒家文化，

这一点都不为过，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思想根基就是日本化了

的儒家思想。

武士道精神

武士道从字义上理解是武士在其职业和日常生活中所

必须遵守的“道”。新渡户稻造认为，武士道的渊源来自三

方面：佛教――给与武士道以平静的听从命运的意识，对不

可避免的事情泰然处之，恬静的服从；神道――教导武士对

君主（上级）绝对的忠诚，对祖先虔诚的尊敬和对父母无条

件的孝行，包含了日本民族精神中的爱国心和忠义；儒学思

想――主要是孔孟的教诲，是武士道道德教义最丰富的渊

源。孔孟的冷静、仁慈、智慧的处世哲学提供了武士作为统

治阶层的职业道德，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五伦

之道又为其提供了日常生活的基本道德准则。

武士道精神可以简单概括为义、勇、仁、礼、诚、名誉、

忠义、克己等。义是武士准则中最为严格的教诲，卑劣的举

动和狡诈的行为是武士最忌讳、最不屑一顾的；勇是敢作敢

当、坚韧不拔的精神，诸如刚毅、不屈不挠、大胆、镇定自

若、勇气等品质都属于勇；仁是恻隐之心，爱、宽容、同情、

怜悯是人的精神中最高尚的东西；礼是接人待物要殷勤而郑

重；诚是信实和诚实，高于礼之上；名誉则包含着人格的尊

严及对价值的明确自觉，是“人本身不朽的部分”；忠义是

对上的服从和忠诚，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

武士道最初作为武士阶层的行为之“道”，通过多种途

径流传、传播开来，也向全体国民提供了道德标准。虽然平

民可能未达到武士的高度，以之为中心的“和魂”却成为日

本民族精神的体现。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强大就是因为“和魂

洋才”的支撑。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迁，武士与武士道已经

成为历史，如散落的樱花一样，但这种精神却依然存在，成

为日本变化的动力之一，成为日本现代企业文化和诚信的精

神根基。

武士道精神的延伸

虽然武士道精神由上到下成为日本民族精神的根本，但

具体把这种精神和思想平民化的是江户中期的石田梅岩和

末期的二宫尊德。

江户中期以后，随着商业资本的发达，从事商业活动的

町人力量越来越强，给商人现实生活以巨大思想影响的思想

家石田梅岩（1685～1744）创立了町人的生活哲学――心学。

心学的基础是性理学，即程朱儒学。石田梅岩是如何把心学

转化为町人的实践哲学的呢他首先肯定商人及商业的存在

意义。他在肯定士农工商这种身份制社会的同时，又主张尽

管有身份上的差别，但在职份上是平等的。也就是说，商人

既要安于自己的社会地位，又必须正确认识自己职业的存在

意义。并通过解释和论证，把他普遍性的天人合一的性理学

同特殊的经验世界中肯定商业的思想结合起来。

梅岩认为，正直（诚实取利）和俭约是商人之道。非法

取利是商人的不正当行为，是恶德，以正当方法根据当时市

场的变动取利为正当利益。正直不仅表现在商品交换关系

中，还表现在占有关系中。“我物即为我物，人之物即为人

之物，借出之物要收回，借来之物要归还，不能有丝毫私心”。

此外，在人际关系中，“行正直，则世间同归和睦，四海之

内皆如兄弟”。这样，他把正直作为人伦之本，认为是行商

的基本条件。俭约在梅岩那里有比经济意义更为深刻的含

义，被视为是根本性的道德。不仅是治家从业的个人道德，

也是治国的社会道德。俭约不是吝啬，“万事唯随法”，即根

据物的性状和功能最大限度发挥它的效用。

石田梅岩逝世后，在其弟子们的努力下，心学运动很快

扩展到以江户（今东京）为中心的关东地区，除九州外，全

国约建有200个讲习梅岩心学的学舍。通过各学舍的教育活

动，给与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