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环境诉讼原告资格扩张障碍及其出路.doc

论我国环境诉讼原告资格扩张障碍及其出路环境诉讼对于环境纠纷的最终解决具有积极的意义。在环境法领域，放宽环境诉讼原告资格的限制，已成为世界各国环境立法的一个普遍趋势。随着我国开发利用环境与资源力度的加大，污染环境渠道的增多，社会变迁和利益冲突的加剧，环境纠纷层出不穷，传统的环境纠纷诉讼制度在纠纷解决方面逐渐力不从心。在我国现行诉讼法框架下，环境诉讼的原告作为诉讼的发动者，缺乏明晰界定，这使得环境诉讼往往因资格不合而启动不了。我国民众对于空气被污染、旅游景点被破坏等行为提起的环境诉讼，大多由于“法无明文规定”而被法院驳回，因此，环境诉讼原告资格的扩张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只有理性认识我国环境诉讼原告资格扩张的障碍，才能找准我国环境诉讼原告资格扩张的出路。 一、我国环境诉讼原告资格扩张的障碍 1.理论障碍：诉权二元论给环境诉讼原告资格扩张设定了樊篱。现代的诉权概念，是实体法和诉讼法达到一定分离程度后的产物，也可以说是诉的制度解体的产物。现代诉权理论所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何可以提起诉讼？”这一问题实际上内含着这样一层意思：以民事实体法和民事诉讼法的关系为例，尽管民事实体法和民事诉讼法已经分别具有了民法典和民事诉讼法典的外形，但两者在实质上究竟处于何种关系，则依对问题的回答不同而有所不同。简言之，当事人提起诉讼的权利究竟是依据实体法产生还是依据诉讼法产生？如果认为当事人是因为享有实体法上的请求权，所以才“可以提起诉讼”，那么由此得出的答案就是，诉权依据实体法而产生，诉讼法是实体法的附属法，本身并不具有独立性；反之，如果认为当事人不是依据实体法上的请求权，而是依据公法中之诉讼法所以才“可以提起诉讼”，则诉讼法是与实体法相独立的法律部门。 长期以来，“二元诉权说”是我国诉权理论的通说。当事人行使程序意义上的诉权，即不论是行使起诉权还是答辩权，其目的都在于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实现实体意义上的诉权。如果当事人没有程序意义上的诉权，实体意义上的诉权也就无法实现；如果当事人没有实体意义上的诉讼，程序意义上的诉权也就没有行使的必要。因此，两种诉权之间相互依赖，密不可分，属于形式、手段与内容、目的的关系，即程序意义上的诉权是保护合法实体权利的形式和手段；实体意义上的诉权则是保护合法程序权利的内容和目的。诉权二元论为环境诉讼原告资格设定了理论上的依据，但其弊端（如“实体第一程序第二”观念等）也为环境诉讼原告资格的扩张设定了樊篱。 无权利就无救济。我们说环境诉讼原告资格的扩充与环境权的确立息息相关，但目前我国对于环境权的研究始终无一定论，致使环境法在程序上的救济难以找到实体上的依托。现有的法律规定虽然凸现了环境权的基本内容，却没有明确将环境权的各个要素确立下来。 环境权的理论研究与法律实践从一开始就面临着诸多困境：权利主体范围的不确定性、权利内容的模糊性和冲突性、权力客体以及环境概念本身的不确定性都使环境诉权找不到明确的实体权利依据，更何况环境诉权不可能脱离于实体权利而存在，环境诉讼原告资格的宽松与扩大也就难以维系。诉讼原告资格本质上属于程序问题，但同时又是联系实体和程序的纽带，宽大的起诉资格意味着更多的人可以为维护环境权而战。 2.现实障碍：“直接利害关系人”原则对环境诉讼原告资格的扩张形成了牵绊。在我国有权提起环境民事诉讼的主体，必须是与本案的环境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有直接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人，这意味着除非原告能提出证据来证明其受法律保障的人身或财产权利已遭受侵害，否则就欠缺起诉的资格，具体到环境侵权案件，能够提起环境民事侵权诉讼的人也只有是人身或财产权益直接遭受环境行为侵害的受害者，且不能是其他权益（如环境权）受到侵害，不是直接利害关系人就更无权提起诉讼了。 传统诉讼法理论把原告资格限制在与案件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由此排除了与环境破坏具有“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通过诉讼手段获得救济的可能性，又由于环境侵权的特殊性所在，不对该种限制予以扩张，就不利于环境权的保护和实现。同时，这种原告资格的限制，也排除了公益群体或其一员对侵害环境的不法行为提起诉讼的可能，不利于通过公益诉讼来维护环境权益的现实要求。 环境诉讼原告资格的扩充还涉及到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关系的问题，而“直接利害关系”原则最大的弊端在于只关注个体利益的救济，而忽视了公共利益的存在，将公共利益推向了司法救济缺失的深渊，尤其是在应对环境危机时，这种理论更是捉襟见肘。公共利益、国家利益并不是个体利益，可能作为公益诉讼的“被告”之行为，虽然损害了公共利益或国家利益，但由于未直接侵犯“原告”个体的合法利益，也未对“原告”个体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根据现行法律，普通公民对此无权起诉。这就导致在一些公共利益或者社会利益受损的情况下，无人过问、无人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