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文性理论视角下中国古典戏剧唱词英译.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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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文性理论视角下中国古典戏剧唱词英译摘要:本文基于罗选民的互文性翻译观,通过对《牡丹亭》白之译本和汪榕培译本的对比研究,旨在探究中国古典戏剧中唱词的翻译策略,以期为戏剧翻译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本文作者由此试图论证,以语境重构为核心的互文性翻译理论对于唱词音乐性和意象的传递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互文性翻译;《牡丹亭》;语境重构;音乐性传递;意象传递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2)11-0388-02
近年来,针对戏剧翻译的研究越来越多,而戏剧唱词的翻译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唱词极富音乐美、意象美和意境美,译者应尽最大努力将其传递到译入语文化中。本文作者认为,以语境重构为核心的互文性翻译理论对于戏剧唱词的英译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并指出,在互文性翻译中,情感上的互文性应优先于文化互文性和语言互文性,以激起译文读者的情感共鸣。
一、互文性理论的缘起与流变
20世纪60年代末,法国著名哲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和符号学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首次提出“互文性”一词。在向西方社会译介巴赫金作品的过程中,克里斯蒂娃继承并发展了巴赫金“对话主义”,由此提出自己的互文观。她认为“任何文本都是引语的拼凑,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文本的吸收和改编。”(Kristeva,1986:37)。克里斯蒂娃的互文观强烈冲击了囿于文本内部分析的结构主义思想,在西方文学界引起极大轰动。
罗兰?巴特与克里斯蒂娃并称为广义互文性的代表人物。他认为互文性是指任何文本与赋予该文本意义的知识、代码和表意实践之总和的关系。巴特认为,“读者的诞生必须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Barthes,1977:148)由此颠覆了作者的权威性与原创性,而将注意力转向读者。
与广义互文性理论不同,狭义互文性认为文本的意义是可确定的,其代表人物为吉拉尔?热奈特。热奈特在其诗学研究中引入“跨文本性”一词,并将其细分为互文性、副文性、元文性、超文性和广文性五类。此处互文性仅指引用、抄袭和典故。可以说,热奈特的互文观在该领域是最为狭义的。
二、互文性翻译理论
最先将互文性理论引入翻译研究的是哈蒂姆和梅森。他们认为,“互文性为基本符号概念在实际追求中—如翻译和口译—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测试根据”(HatimMason,2001:121),并就互文符号的传递提出了具体的翻译步骤,由此开创了互文性翻译研究的先河。
纵观互文性翻译研究的发展历史,我们发现,不同学者对于“互文性”、“互文本”和“互文翻译”等概念存在着不同的理解,但有一点却是不可否认的:互文性涉及一个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而在翻译中则表现为译入语文本与原文本和其他同时代文本之间的关系,这就打破了以原语文本为主导的传统翻译观,而给予译入语文本以新的意义与生命。其次,由于给定文本总是或多或少渗透着其他文本,这就意味着原语作者在创作时总是汲取前人或同时代人作品中的元素,由此大大削弱了作者的原创性和权威性,而备受忽视的读者却被提到了显要位置。最后,互文性翻译否定原文单一确定的意义,而认为意义是流动的。
基于上述互文性翻译的要义,中国学者罗选民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互文翻译观,即“互文翻译的语境化”(本文作者采用表达上更为准确的“语境重构”)。语境重构指的是“译者努力在译文中创造一个翻译的语境,从体裁、类型、主题、范式等多个方面与原文保持最大一致”。(罗选民,2006:125)为获得最佳的互文效果,译者需要充分考虑两个不同文化语境的差异,根据自身的翻译目的及翻译原则,从而选择最佳的翻译策略。
三、互文性翻译—以《牡丹亭》译本为例
四大中国古典戏剧中,《牡丹亭》以其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浓丽华艳的唱词以及深刻的思想内涵而为人称道。本文从互文性翻译理论的视角,通过对白之译本和汪榕培译本的对比研究,旨在探究戏剧唱词的翻译策略,以期为该领域的研究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一)互文性与音乐性传递
1、叠韵的传递
例:灯窗苦吟,寒酸撒吞。科场苦禁,蹉跎直恁!
白之:Mumbling of texts by lamp and window light
Freezes and sours the taste of hopes once bright,
my progress through the halls of examination
thwarted, here I dither in desperation.
汪:Persuing books by night and day,
Im poor but always wait and wait.
As lucky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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