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最新整理】中国县域发展研究.doc

中国县域发展研究:以湖南为例 陈文胜等: 县乃国之基，中国历来的古训就是“郡县治，天下安”。自秦以来绵延2500余年的县域，是我国历朝历代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它承上启下，连城接乡，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结合部，是今天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的连接点。 一??、县域发展的历史演进 县域发展是区域发展的一种特定形式，是以县级行政区为主体，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纽带、农村为腹地的政治、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的系统发展。县域发展以县域经济发展为基础，但又区别于单纯的县域经济发展。县域发展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等“五位一体”的进展和变化，通过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水平、公共服务水平、居民生活水平、人口资源环境发展水平、社会建设水平以及文化建设水平等发展态势来综合体现。 我国县域发展经过了漫长的2500年变迁。在封建社会时期，县域被封建王朝作为连接民众和朝廷的基本统治单位，派遣朝廷命官行使皇权，收取捐税，对民众进行驯化。县域治理既是皇权的体现，也是朝廷皇粮国税的重要来源。县域治理的自治性带来的社会稳定性。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继续沿用县级这一行政单位，县域成为我国最重要也是功能完善的一级行政单位，县域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城乡双轨发展阶段。从解放初期至1978年，这一阶段县域内实行城乡分割管理——农村与城市、工业与农业分割管理；县域经济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服从国家计划管理，服从国家城市化、工业化优先发展的政策。县域政治以政治动员为手段，服从中央政府意志的需要。这一时期县域发展的自主权严重不足，县域内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产业体系和分配体系，以及城乡公民身份不平等的制度。这一城乡二元分割的制度体系，一直影响到现在。 第二阶段：以经济为中心发展阶段。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这一阶段县域发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县域发展模式。尽管县域经济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从根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加快了小康社会建设的步伐，但在具体实践上简单化为GDP增长至上，形成了以GDP增长为中心的县域发展考评指标体系，忽视了县域的其他方面发展，造成了县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发展的严重失衡。 第三阶段：全面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是从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以后开始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确立了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地位，县域发展的指导思想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一是县域发展根本任务逐渐由经济增长到经济发展的转变；二是县域发展的评价标准逐渐由GDP的数量评价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环境的协调全面发展评价转变；三是社会发展状态逐渐由城乡二元分割向城乡发展一体化转变；县域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现阶段，全球范围新一轮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加速调整，各国在科技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发展上提升自身的竞争优势，追求生态环保、低碳发展的趋势正在不断强化，中国县域具有辽阔的区域空间和生态优势，不仅是扩大内需最大的潜在市场，而且是最具活力的战略发展空间，因而县域是我国新时期综合国力新的增长极，对于中国的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二、湖南县域发展的基本特征 湖南县域发展正在从长期以乡村为依托、以农业和农村经济为主体的传统发展，向以县城和中心镇为依托、以非农经济为主导，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的新型发展转变，县域发展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方向。从湖南县域发展的态势看，县域发展呈现如下九大特征： 县域发展呈现不平衡状态。由于受资源禀赋和基础条件、政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湖南县域之间和县域内各方面之间呈现不平衡的发展状态。当前主要表现在：一是区域发展不平衡明显。总体来看，湖南东、中、西部县域经济发展呈现明显递减格局，湘西县域经济与湖南东部地区差距很大，且这两个地区各地级市内部县域差异也比较显著。在长株潭核心区域、湘南区域、环洞庭湖区域、大湘西区等四大板块中，长株潭区域以最少总人口数，创造了最大的经济总量，分别是其他三大板块的1.7倍、1.8倍和3.5倍。二是县域间差距较大。如在2011年，长沙县县域财政已经超过了湘潭、邵阳、益阳、永州、张家界、娄底、怀化、湘西自治州等市州的财政收入，遥遥领先其他县域，成为发展龙头。三是县域内呈不平衡发展状态。在县域的内部，不平衡发展最突出表现在经济发展至上，GDP快速增长，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而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发展严重滞后；县域公共服务资金投入增长速度落后于县域整体经济增长速度，公共服务供给数量和质量落后于县域民众的现实需求，民生问题十分突出。 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的引领作用更加突出。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成为县域发展的“三驾马车”，成为带动县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