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的重要性.doc

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的重要性 作者：岳天明 单位：西北师范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现代社会生活的基本格调和性质越来越不确定，这使得社会变迁研究早已成为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的中心议题之一。“社会变迁”既泛指一切社会现象的变化，又特指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既指社会变化的过程，又指社会变化的结果。一方面，社会变迁是指向于社会本身或社会结构的具有某种明确特征的改变，不管这个明确特征是一种规范还是关系，［１］４它是一种作为整体性的事实陈述而非价值判断；另一方面，和发展概念一样，社会变迁也是一个具有比较属性的整体性概念，很难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变迁模式或惟一道路。同时，不同民族各自的变迁、发展道路，又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总体性问题，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２］２５共同使整个社会变迁呈现出多元而丰富多彩的人文画卷。 究其实质，社会变迁总要落脚于社会结构的变迁，其实体总是指向于社会及社会结构的。社会及社会结构并非空泛地存在着，因为所谓社会结构其实就是固化了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样的分析理路就会在社会变迁的学理探讨中突显出“人”的地位。所以，人及其观念、欲望、动机和意志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变迁，费孝通先生说得更为直接和到位，他认为，“真正的社会转变就是人的转变”。［３］６１顺此，我们认为，真正的社会变迁总是要借助于人及其主观能动性得以彰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的学者认为，所谓“变迁指的是一个族群在与其他族群的接触过程中，新的观念以及行为方式的介入所造成的传统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改变。”［４］１９８美国学者乌格朋（亦译为奥格本）认为，“文化的物质器械有时可以脱离人类而存在，尚能想像，至于人类可以脱离文化而存在，便很难想像了。事实上人类与文化是同时发生的”。［５］８格尔茨非常相近地指出，“没有人类当然就没有文化，但是同样，更有意义的是，没有文化就没有人类”。［６］６２这样，我们才可以去很好地理解孙本文先生对社会变迁的界定，他曾经非常深刻地指出：“社会变迁，除人口外，不出二途，就是新文化的增加与旧文化的改变。新文化的增加，又不出二途，就是本社会中的发明与他社会中发明的传入。”［７］５６７事实上，文化是一个有序的意义之网和象征体系，社会的互动必须依据文化而发生，文化不过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而已，［８］２３３而社会结构是行为的形式，是实际上存在的社会关系网络，为社会自身互动的模式本身。所以，文化和社会结构不过是对于同一现象的不同抽象。在考虑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时，文化是从社会行为对于行为者的意义的角度来考虑的，而社会结构主要从对于特定社会体制功能的促进的角度来考虑。［６］１７７如此，则对于社会变迁的研究就会落脚于社会结构进而对于文化的分析。①作为民族发展的要素，也作为民族发展的过程和结果，文化及其互动是一个普遍存在于异文化之间的动态的过程，而且也是一种可以无限延续的过程。［２］１５０格尔茨甚至说得更为直白：“社会的形态即是文化的实体”。［６］３６以此来看，对于社会变迁进行文化视角的分析是一种必然的学理内涵。有时，相关的研究甚至还会直接以“社会文化变迁”来表述和框定研究的范围，足见“社会变迁”与“文化变迁”二者之间的唇齿关系，在很难将它们分开的时候，一般也会以“社会文化变迁”来指称。［９］２但应该强调的是，它们两者绝然不是可以等同的概念，文化变迁是指新文化的增加和旧文化的改变，［７］５８０是文化特质的累积变化和由此所引发的文化模式的变化。从文化特质综合体得以存在的地域空间来说，文化变迁是通过文化区（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ｒｅａ）［８］６０的位移和拓展得以体现的。社会变迁是举凡自然物理条件和人文价值环境的变化，可以认为，社会变迁为文化变迁设置了可能的范围，而文化变迁构成了社会变迁的最主要成分。因此，在进行民族社会变迁研究时，如何能够将二者精细地区分开来是很见学术功力的。在笔者看来，大多的研究虽然名之为“社会文化变迁研究”，但实则是“文化变迁研究”。 笔者在相关的研究中曾经指出，西北少数民族社会在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是面临着“双重挤压困境”的，［１０］这种判断来源于西北民族社会与我国整体性社会的某种“隔离”。当我们把某个民族社会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单位”和“场景”提出来并对之展开集中研究时，其间自然渗透着研究者本身的主观取向，那就是对“他者”和“自我”之间“自然的”乃至于“非自然性”的区分（也许二者之间的“非自然性”区分更成为问题的根本和关键点）。这是一种具有人类学特征的“切割法”，［１１］１３５它将研究对象完全悬置在一个本来有着密切来往关系的区域性社会体系之外，使之成为一种想像中的理想类型。其实，这一方面是非常必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有效地清除文化内部的混杂因素的基础上对研究对象进行“深描”。如果说“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