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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探讨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信息网络技术的升级，我国公民个人信息比之前任何一个时期都更易受到侵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新增了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来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然而，《刑法》并没有对何为公民个人信息做出界定，对犯罪主体及情节严重的规定也过于笼统，给实务操作带来困惑。为此，拟就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所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改进思路。 　　关键词：个人信息；犯罪主体；情节严重 　　中图分类号： 　　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20-0161-02 　　1 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 　　何为公民个人信息？《刑法》并没有对此直接做出规定，《个人信息保护法》热议多年但尚未出台。2013年公安部《关于依法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中对个人信息的内容做了列举，指出“公民个人信息包括公民的姓名、年龄、有效证件号码、婚姻状况、工作单位、学历、履历、家庭住址、电话号码等能够识别公民个人身份或者涉及公民个人隐私的信息、数据资料”。 　　笔者认为，应根据公民个人信息的特点，对公民个人信息做广义的理解。首先，个人信息的主体是个人。个人信息是与个人有关的各种资料，涉及个人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情况。其次，个人信息可以直接或间接识别本人。直接识别本人的个人信息，如肖像、姓名、身份证号码、社会保险号码等；间接识别本人的个人信息指虽不能单独识别本人，但与其他信息相结合能够识别本人的信息，如性别、爱好、兴趣、习惯、职业、收入、学历等。第三，个人信息并不必然为本人所知。个人信息保护法保护的不仅是本人知晓的个人信息，而且也保护本人不知晓的个人信息。第四，个人信息兼具人格和财产双重属性。就此，笔者认为所谓个人信息，是指自然人的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婚姻状况、家庭状况、教育背景、工作履历、健康信息、财务状况等任何单独或与其他信息比对可以识别特定的个人的客观信息。 　　2 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的适用疑点及完善路径 　　2.1 犯罪主体范围的界定 　　《刑法》第253条之一将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主体限定为“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等单位的工作人员”，针对该罪名的主体，有学者认为在目前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行业条例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只针对利用“公权力”采集信息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规制，有利于控制打击面同时也符合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待今后条件成熟后可再将本罪的触角延伸至一般主体。也有学者认为，不应对该条主体做过于封闭的解释，既然法条中使用了“等单位”的字眼，表明立法者并未在形式上严格限定以上五类单位，已经给予司法者进行裁量的空间。对该罪名犯罪主体的不同理解，直接影响了该法律条文的适用。笔者认为本罪的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 　　首先，从立法背景来看，当时立法机构考虑到具有“公权力”的机构能收集到大量的公民个人信息，因此更易侵害公民的个人信息权。这样的初衷是对的，但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以及商品贸易关系的螺旋式扩张，现状是，除了“国家机关、公安部、自来水公司、煤气公司”这类具有公共职能的单位外，还有大量的企事业单位能够轻易地收集到公民个人信息，并且这些单位的工作人员除了具有一定的职业操守外，缺少良好的内部管理和外部监督机制，在各种经济利益的诱惑下很容易出售、非法提供其在履行职责或提供服务中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 　　其次，从法律解释的角度看，本罪名的表述“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本身便暗含了其他单位也可以成为该罪主体的解释。对含义不明的“等”字应用目的解释的方法对其做出说明。目的解释的“目的”，可能是法律明确规定的，更多的则藏于法律规定之后；有的是立法当时的目的，有的则是后来赋予的。刑法修正案将公民个人信息纳入刑法保护法益，目的是为了更好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免受不法行为侵害，而将“等单位”的解释扩大为一般主体，将保险公司、招聘网站、房产中介等单位作为犯罪主体有利于实现刑法保护的目的。 　　再次，从世界各国的立法现状来看，很少有国家对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主体限定为特殊主体。如美国《隐私权法》规定“任何由具工作或职务性质所决定……如以任何方式向任何无权获得之个人或机关泄露上述材料，则应被判为轻罪并处以5000美元以下的罚金”，奥地利《联邦个人数据保护法》规定“无论何人，如果使用已经被委任的，或者由于专业原因而获得的个人数据，或者非法获取数据，并为个人使用或者把这些数据提供给他人或者为营利或致害目的而公开这些数据，除去数据所有人应受保护的利益以外，应该由法院处以1年的监禁处罚，除非另外的条款规定了更重的惩罚。”我国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才刚刚开始，而发达国家的相关法律已经实施了数十年，其经过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