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与日本的汉学教育.docx

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与日本的汉学教育 内藤湖南（名虎次郎，1866-1934）是日本东部历史学派创始人之一。他的历史成就是对其历史理论和方法的简单介绍。换句话说，它的历史研究方法是。其时与日本东洋史学之发展时期相当,本文期对此一大环境的了解,进而究明内藤史学发展观之原型。内藤之史学理论,大别为历史发展观、历史研究法,前者又可分为:“天运螺旋循环说”、“文化中心移动说”及时代区分论,后者为古史研究法及考据朴学论,本文主要探讨其历史发展观,附论考据朴学论。其“天运螺旋循环说”乃为反驳欧洲学者的中国史研究观而提出,“文化中心移动说”则显示其对边陲文化的注重及文明开化的进程。此外,就其考据朴学论点,可知其所要求的乃一“实事求是”纯粹的学术研究者。 一、 关中国之所有研究 日本东洋史学的发展,已与传统汉学稍有所差异。然今之研究者,仍有以汉学一词来表示东洋史学者,其实两词之意义已不能等而观之,彼此仅有部分重迭。汉学意指有关中国之所有研究,东洋史学则指(有时不包括日本)亚洲历史研究。1但日本东洋史的研究观点有派别之差异,因而在此领域有所谓“东洋史学派”与“支那学派”之别。前者,以东京大学的学者为主,但不限于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亦有此学风者,如桑原隲藏(1871-1931);后者,则以京都大学的内藤湖南及狩野直喜(1868-1945)为主导,1特别是内藤的史学观点。对于京都大学诸东洋史学者之研究,国外统称之为“京都学派”,其时对东洋史学界的影响力亦以京都学派为高。 (一) 日本将中国作为一种独立的学科,其优势 日本“东洋史学”的发展,为明治以后之事,首倡者为那珂通世于1894年于高等中学校的教师会上,以东洋史意指所有东亚国家(日本除外),并以中国为中心,且经与会全体同意,于1897年正式得到日本文部省的承认,东洋历史与西洋历史二部并立于高等中学课程中,并明定东洋史的意义是以中国为中心说明东洋诸国治乱兴亡的大势。而其授课要目的制定,则经几度修正后才于1931年﹙昭和六年﹚2月确定。2前述为高等中学之情形,有关大学的东洋史学研究则以东京大学及京都大学为主。 东京大学成立于1877年,其东洋史学科的独立则迟至1911年。有关史学科部分,当时尚无东洋史学科,仅在“和汉文学科”中有一中国历史。直至1905年,史学科中始分“国史学科”、“支那史学科(案:指中国史学科)”、“西洋史学科”三门学科。“支那史学科”即为东洋史学科之前身,亦即东洋史学在此时才有其独立地位。1911年中国史学科更名为东洋史学科,至此东京大学东洋史学科才完全独立。3 京都大学立校于1897年,较东京大学晚二十年,史学科又晚十年,于1907年成立。4同年,内藤即因当时的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长”(即文学院院长)狩野亨吉(1865-1942)之极力推荐,5担任东洋史学科第一讲座,直至退休。故东京大学东洋史学的研究发展虽早于京都大学,但其东洋史学科的正式独立,反较京都大学约晚四年。在东洋史学中,又以中国史为大支。 美籍韩裔学者金基赫谓:日本汉学研究,已有千年历史,但将“中国史”作为一种独立的学问来研究的,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事,具体言之,是在中日甲午战后及日俄战争前后,始有组织性的研究。近代性的中国史研究,首先是以东京帝国大学为中心开始的。(pp.103-104)上述为日本东洋史学,于学校教育中之发展概况。 (二) 采用“东北部互联网”的“体系”,借鉴国外经验 日本东洋史的近代性研究,因史观的不同,分为以东京大学为中心的“东洋史学派”,及以京都大学内藤湖南为中心的“支那学派”两大系统。(p.104)“支那学派”以内藤及狩野直喜(1868-1947)为首,“东洋史学派”以白鸟库吉(1865-1942)、那珂通世(1851-1908)及京都大学的桑原隲藏为主。 白鸟库吉是东京大学第二届的学生,学自兰克(Leopold van Ranke, 1795-1886)弟子利斯(Ludwig Reiss, 1861-1928)的西洋史及西洋史学方法论,而利斯的研究方法论是基于科学的实证主义。白鸟库吉毕业后任教于学习院,后因为三浦梧楼(1847-1926)之劝导,转而从事东洋史研究。(p.106)6其后,白鸟库吉回到东京大学,与那珂通世同被称为“东洋史学”的领军人物,白鸟库吉即以“东洋史学派”的领导者而活跃于东洋史学界,进而建立起日本独特的史学传统。此种学术发展的独特性,为日本东洋史研究所专有,中国与欧美并不存在。(pp.104-105) “东洋史学派”以东京大学为中心,亦被称为“东京学派”。因此派的中国史研究观点,继承自兰克弟子利斯之研究方法论,故“东京学派”对中国文化文明所采取的立场,一如欧洲史家的观点。当时欧洲史家由比较西洋文明及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文明的角度出发,认为两者间有根本性差异。欧洲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