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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特私人日记格言 ——摘自《Joseph A. Schumpeter, His Life and Work》 [瑞典] 理查德. 斯威德伯格 著 安佳 译 当熊彼特还是维也纳的一个朝气蓬勃而又浅薄的年轻人的时候，他的野心是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奥地利最潇洒的骑士，维也纳最出众的情人。 熊彼特1934年致斯图尔特.摩根的一封信中对自己的介绍： 我是奥地利人，1883年出生于一个叫特里施的小镇，那时属于奥匈帝国的摩拉维亚省，它现在是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一部分。我在维也纳接受教育，接着出于早就显示出的一股冲动，大约有几年我四处游学，从不同的立场研究经济学。1909年，我开始在维也纳大学开设经济学理论讲座，那一年，我还在捷尔诺维茨大学的经济系谋到了教职，捷尔诺维茨当时是奥地利最东部的小城，现在已归属罗马尼亚。1911年，我应聘到格拉兹大学，1913-1914年，我作为所谓交换教授前往哥伦比亚大学，这是我第一次认识了美国，从那时起我就爱上了这个国家，后来，我进入了政界，战后出任了奥地利财政部长一职。1925年才重返学术界，接受了德国波恩大学的教授职位。1927-1928年，后又在1930年，我访问过哈佛大学。1932年加入哈佛，成为该校的终身教授。 改革派的不幸，是他们总是晚于他们时代一百年。 政治学家是那种既不理解法学、又不理解经济学，也不理解社会学的人。 民主就是靠谎言进行统治。 不诚实是人类所有特点中最富有人性的特点。 永远不要凭一个人的语言来评价一个人，永远不要凭一个政党的纲领来评价一个政党，永远不要凭一个宗教的信条来评价一个宗教。 正如旅行一度是如诗如画的一样，革命也是如此；我们已经改变了一切，旅行不再如诗如画，革命也是那么单调和沉闷。 人类愿意相信任何东西，唯独不相信真理。 常识是一种工具，它可以从虚假的前提出发，通过荒谬的推理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 成功并不宝贵，事实上，我们从成功中所得也不重要，只是向我们及他人证明了我们是谁罢了。 （似乎有一种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味道，尽管如今熊彼特已被公认为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然而“风头”却被同岁的凯恩斯出尽，熊彼特一直对自己的成就不满，被失败感所困。） 生活的基本事实就是死亡。 医生临死时还在记录自己的病症，实乃良医。 人性并不真正在乎自由，大众很快就意识到，他们并不向往自由，他们想的是有人给他们饭吃，有人为他们引路，除此而外，有人来摆布他们。但他们不在乎空谈。 人们为什么要打仗？以为他们从中得到了乐趣。 说谎——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东西。 不能相信一个内心已经没有信仰的人。 把战斗之事交给士兵，把恶劣的言辞留给卑鄙小人。 艺术只是根据一堆垃圾发挥想象的技巧。 觅食、猎色和杀敌，现在是而且一直是人类所想像并符合人性的东西，也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之所在。 人们不是基于事实思考，基于人生的第一价值是取胜，第二价值是复仇。 我不信任两种人：那些声称建筑廉价房屋的建筑师和那些声称要给出简单答案的经济学家。 理论家的本领就是引入一些使问题易于处理但又不落俗套（无价值）的限制因素。 永远不要忘记，广为人知的错误命题已得到那些最有能力评判的人的“确证”！ 两次睡眠之间的间隔是什么？什么是白昼？什么是生活？这是一块上帝给你创作艺术品的大理石。 正是逃避现实者谈论逃避现实。 我越是研究当代人性，越是对成吉思汗的相对仁慈印象深刻。 活着是为了去爱； 但也为了去恨。 活着是为了去战斗； 但也为了去死。 爱即是恨，欣喜即是痛苦。 人类若不是把自己弄得一塌糊涂，你永远不会理解人类。 政客是那种用语言而不是窃贼的撬棍干活的动物。 平等只是低能儿的一种理想，甚至连低能儿也并不真正希望平等，而只是不希望有谁更好罢了。 身份的本质就是滥用身份的权力。 官僚制度是产生规章制度的发动机。 我很想知道腐尸上的寄生虫是否相信，他们正在改造死尸。 罪犯的愚蠢就是愚蠢地犯罪？ 高雅心灵的伟大任务，就是在无意义中寻求意义之所在。 智慧与愚蠢竟然如此紧密相关。 最可悲的观点就像一个瞎子打中了自己的导盲犬。 我们多么仇恨那些我们伤害过的人。 经济学家谈到实际方法时的困难在于，他是对一个哭闹着、想达到一个目的又从来不想办法的顽劣的孩子来谈这事——如果他不是在自说自话的话。 原则是我们不知道缘由的时候，我们所求助的某种东西。 大多数创造都是病态的。 对人来说，重要的是他的幻觉。 人类不只有一个敌人——低能儿，还有另一个敌人——理想主义者。 毁掉一种观点最佳方式就是让它成为一种原则。 成功地思想更多地是靠它的谬误而不是其中所蕴含的真理。 真理没有谬误的帮助，不可能比没有拐杖的瘸子走得更远。 一个能阅读和写作的人，比不能阅读和写作的人，更像是一名奴隶。 （似乎与“人生识字忧患始”异曲同工） 如果医学和工程学的问题要由政治家和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