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历史研究方法的变化.docx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历史研究方法的变化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俄罗斯十月革命的成功,为中国传来了马克思主义,从而造就了一大批试图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中国历史的历史学家。另一方面,随着中国闭关自守之门的打开,西方、日本等先进国家的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也不断地传进中国。一些勇于创造的学人,把经济学、统计学、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多学科的研究理论和方法,运用到中国古老历史的研究中,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梁方仲先生便是把统计学的方法运用到历史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 梁方仲先生对于中国史学研究的开创性贡献是多方面的,而《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则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梁方仲先生运用统计学手段研究中国历史的成就。这部煌煌巨作是梁方仲先生集多年心血编纂而成,全书根据我国二十五史、历代政书、部分地方志、文集以及近人所编有关统计材料,将我国自两汉至清代末年约二千年间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数字,经过考核测算、分门别类,综合编辑为二百多个表格,对于一些重要数字,并加一一考订注释。同时,对于我国历代的户口、田地、田赋的调查管理制度以及度量衡的沿革情况,也都做了简要的注解说明。是书的编成,为研究我国经济、土地、人口以及历代王朝的兴衰历史,提供了重要数据,洵为不可多得的开山之作。 解放以来,我国的历史学研究似乎受到苏联斯大林理论的影响特别深刻,受到现实政治的影响也特别深刻,这样就使得许多史学家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时,不免有些偏颇,梁方仲先生对于史学方法的新尝试,还未能得到充分的重视。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邓小平提倡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一班年轻的学子,从开放的窗口上窥见了世界的热闹景象,大家感慨万分,大声疾呼“中国史学危机”,立志革新中国历史的研究方法,各种新鲜的理论概念和学术名词接踵而来,令人目不暇接。在这番熙熙攘攘之中,难免出现矫枉过正的现象,有些文章把数十年来中国的史学研究描写成一片黑暗,有些文章极力倡导计量史学、统计史学,却对梁方仲等先辈们所做的努力视而不见,很少涉及。 其实,世界上任何形式的创新。都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美国学者弗里茨·雷德利克在谈到时髦的历史计量研究法和旧的经济史研究法的关系时指出:传统方法和“新”方法还有一些特定的依存关系,一种新方法可以以传统主义者的著作为基础,或者,反过来,它能使后者的研究变得可能。因此他认为,新的历史计量研究者们应当是“踩在传统经济史学家的肩膀上”,“新方法一旦形成并站住脚,传统经济史和新经济史就变得相互依赖了。”①梁方仲先生在中国统计史学上所做出的成就,正是他把传统与创新紧密地结合起来。因此,当我们今天有志于革新中国史学研究,鼓吹计量史学、统计史学时,我们切不可忘记早在数十年之前,有一位诚恳的夫子正埋头在图书馆,用中国古老的算盘从事着统计史学的创新。更何况梁先生的著作,已被美国学者翻译成英文出版,受到推崇。难道我们自己就非得“人取我弃”不可吗? 随着历史学研究数量化的深入,学者们对于各种统计数字准确性的要求愈来愈严格。于是,人们不禁对于把中国历代官方统计数字运用于历史研究的科学性,产生了怀疑,推而广之也就是说,梁方仲先生积数十年辛勤写成《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集历代官方统计数字之大成,是否还有其长久的学术价值? 中国古代的三大统计数字,除了田赋之外,就户口、田地而言,历朝官方的统计当然是不太准确的,近现代许多学者(包括梁方仲先生在内)在这方面作出了许多的探讨,足以证明官方的户口、田地统计数字与民间实际的户口、田地数字相差甚远。但这并不因此就证明中国古代官方的统计数字,在研究中国的人口、土地历史上毫无史料价值。举清代的人口研究为例。吴慧先生曾在《清代人口的计算问题》一文中,概括出目前我国学界分析清代人口数字的六种方法:②有的认为清初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数字不可靠,官方统计的是丁口,不是人口,应该把丁口按一定比例换成人口,有的认为应该根据清代历朝的具体情况(如暴政、战争、灾害等对于人口消长的影响)来确定各朝人口的增长指数;有的认为应当以某一年较为接近事实的人口数字为基点,从而对历年的人口数字按一定的消长比例进行“回测”和“推延”;有的则认为应当找出一个清代人口的一般隐漏率,然后再根据实际情况来顺推和逆测。以上这些分析清代人口的方法,自然都各有一定的道理,然而任何一种分析法,都是以清代官方的人口统计数字为基数的。土地的研究也是如此,美国的何炳棣教授和帕金斯教授等,他们都在中国历代官方统计的土地数字上,作出了有自己独到见解的研究成果。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一家能够抛弃这些官方的统计数字而另辟蹊径去研究中国古代的人口、土地变化情况,至于在这些官方统计的数字上作些怎样的修正,各家就见仁见智,各抒己见了。实际上,现代学者修正中国古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