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在海外移植和分异.pdf

中华文化在海外的移植和分异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境内各民族文化及其与外来文化不断交 流、整合和发展的汇萃。她的中和、兼容汇通等特质，使她能够以非 排他性在其他文化区域中生存，并以其特有的中和气质向外潜移默化 地渗透流传，既可以融合于其他类型文化之内，又可以和谐地独立存 在于其他文化区域之间。中华传统文化的播迁，在世界文化史上别具 一格。 中华文化具有较强的涵化力和适应力，自秦汉开始不断向海外传 播、移植，在东亚、东南亚文明史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近代以来这 种影响辐及欧美。从文化播迁的角度来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即 （一）中华文化的传播：“汉字文化圈”；（二）中华文化的移植： 华侨文化；（三）中华文化的分异：华族文化。这三个阶段递相嬗变， 各具特征。但第一阶段说的是在华侨出现之前的事，不在本文讨论之 列。 一 中华文化的移植：华侨文化 16 世纪以后，华侨出国经商谋生逐渐增多，华侨聚居区星星点 点散布于海外城镇。负荷中华传统文化的人口，通过自身的迁移与侨 居，将中华文化移植异域，形成华侨文化，在东南亚各地及后来在美 洲滋生蔓长。 西方殖民者开始在东南亚建立其殖民经济体系，华商的中介、华 工的拓荒在其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从而形成华侨出国的外部拉 力。福建、广东沿海，海外贸易素有传统，不少人出国经商。在明清 政府的海禁政策下，甚至出现一些海商武装集团，以武力为后盾经营 中国与日本、南洋等地的海上贸易。同时，人口压力日渐增强，也驱 动农民出海谋生。此外，朝代鼎革、政治动荡，也驱使一些军民出洋 避难。 在三佛齐（今苏门答腊），有几个华人海商武装集团，占地为王， 如广东南海人梁道明，聚集数千闽粤军民，“雄视一方”。今马来西 亚沙巴的一个小港仍被称为 “林道乾港”，相传为林道乾所部海商 武装与西方殖民者遭遇败退留居之处。在爪哇，有广东及漳州人移居， 在一片沙滩之地上建起“百货充溢”之贸易港口，遂名新村，《瀛涯 胜览》“爪哇国”载：“至今村主广东人也，约有千余家。”柬埔寨 有篱木洲， 也是“华人客寓处”。印尼的巴达维亚、 菲律宾的涧内、 泰国大城的奶该、缅甸的八莫等地，都形成华人聚居区，巴达维亚、 涧内华人曾达二三万人。 早期华侨聚居区一度形成了颇具规模的自成一体的社区，华侨文 化与土著文化、西方殖民文化并立。17 世纪下半叶，明朝遗臣莫天 赐开发今柬埔寨河仙，十分重视文化的传承，一时文风蔚然，几与中 土媲美。1777—1886 年加里曼丹岛的兰芳公司，可以说是中国国家 制度的海外尝试，其首领罗芳伯自号“大唐客长”，重视中华文化教 育，远道聘请中国书生开设讲堂，免费教授。但在19 世纪中期以前， 明清政府将海外华侨视为莠民、弃民，不时实行海禁，不许华侨返回 故乡。这使华侨出国时断时续，也使华侨不得不长期寓居异乡。在这 种情况下，东南亚不少华侨聚居区，文化的传承缺乏连续性，中华文 化的这些移植点多自然消失。一部分华侨，单身男性（此时绝少有中 国女性出国）多与当地土著婚配，繁衍混血后代，衍生混血族群，形 成杂交文化。 例如，婆罗洲的杜孙人，自称系华人后裔，初来种植胡椒，招致 中国亲友，纳杜孙妇女为妻，繁衍成混血的杜孙人。其所著衣衫，所 戴金属装饰品均同中国，栽植稻谷纯粹华法，并保留有敬神焚香之俗。 南越的明香（明乡）人、缅甸的桂家、敏家，都是明军残部流亡国外 的后裔，与土著长期融合同化，但仍保留汉族习俗和信仰。缅甸的桂 家村寨，都有一间小庙和一尊神像，祭祀祖先，小庙中的文字全为汉 字，直到近代，他们见到来自云南的商旅，都以老乡之情热心接待。 菲律宾的伊戈洛特—华族（Igorrote -Chinese），是明末广东饶平 籍人林凤所部 “海盗”与土著杂居通婚的后裔，菲律宾前总统马科 斯自认为其后裔。菲律宾还有被称为“美斯提索”的族群，指华侨与 土著的混血后裔，现在占总人口的 5％， 几乎完全被菲西社会所同 化。印尼的土生华人，与新客华侨群体相对，虽已不懂华语，但仍保 留若干独特的中国文化传统。海峡华人俗称峇峇（Babas），形成于 18 世纪，在政治上倾向于大英帝国， 在种族上认同于华族，在文化 与宗教信仰上多源于中国，生活习俗则融中、英、巫于一体。 19 世纪中期以后，华侨华人社会急剧扩大并发生深刻变化。五 口通商，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