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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文学传统的海外坚守和发展 　　摘 要：《梨花疫》这篇小说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呈现出了对中国新文学传统的某种传承，也对那些传统有所发展。这也正是优秀的海外华文文学所具备的理想品格：与中国本土文学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关键词：《梨花疫》 启蒙 温情 艺术 　　对于海外华文文学，最初，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是不闻不问的，接着，开始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方向，现在，则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应该把它纳入到中国新文学的整体格局之中。这最后一种做法无疑更大胆、更进步、更合理。但问题是，当把海外华文文学视为中国新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时，应该明白它的独特价值到底体现在哪里？或者说，我们期待它应该具备哪些品格？在我看来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在海外坚守和发展中国新文学的优秀传统。像严歌苓的短篇小说《梨花疫》，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一、阿Q革命的再书写 　　既然在海外坚守和发展中国新文学传统，当然首先要明晰这一传统究竟是什么？答案虽然见仁见智，但我认为，中国新文学最可宝贵的财富，还是“五四”时代所开创的启蒙精神。为了实现民族现代化，一代代知识分子前赴后继，对自我民族的前现代性进行了不懈批判。这种精神，贯穿了百年新文学的整个发展历程。而一个优秀的作家，不管身处“海内”还是海外，只要他（她）自我认同为中国作家，就不能减弱更不能放弃对母体民族的反思。“如果一个文化人，一个学者，已经把自己从中国连根拔起并把自己移植到了美国，却又拼命骂西方、骂美国而赞美中国，那么，他的‘骂’和‘赞’，就只能理解为一种学术策略，或者说，一种生存智慧。”{1}好在严歌苓不是这样。 　　具体到《梨花疫》，其中的启蒙精神，主要体现在对阿Q革命这一经典命题的再书写上。在《阿Q正传》中，阿Q革命全部围绕子女玉帛展开，这种革命严格说来只能称为造反，根本就不是革命。然而支配中国历史一次次改朝换代的，恰恰全是阿Q式的革命。更可悲的是，这种革命已经成为一种思维方式和精神结构，统治了人们的头脑，直至当代，依旧如此。像《梨花疫》中的主人公余老头，就是这样的典型。余老头是一个老革命，早在“抗战”期间就声名赫赫了。但是革命中的余老头是什么样子的呢？小说写道： 　　那时候余老头腰间挎着驳壳枪，枪柄上红绸巾起舞，骑一匹大马，在每个村子里都发展根据地、党组织、儿童团、妇救会和相好。相好们都叫余老头“余司令”，那些年司令特别多。余司令不愿伤相好们的心，绝不娶她们中的任何一个。仗打胜了，余老头就让相好们伺候着喝点土酒，写一些山东快书。 　　《梨花疫》中的故事时间主要是“文革”期间，叙述的主要也是余老头在本时期的故事。但以上引段仅以寥寥数笔，就把余老头的“前故事”和本质交代清楚了。很显然，余老头也是一个阿Q的子孙。他到底是为了发展根据地、党组织等而革命，还是为了发展相好而革命，恐怕只有他自己清楚。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如果不打着革命的旗号，余老头肯定不会过上如此恣意的酒色生活。而“那些年司令特别多”，似乎又暗示了像余老头这样“革命+恋爱”的阿Q还不是少数。1949年后，革命的胜利丝毫没能使余老头涤去流氓无产者的劣根性，“进城后的余老头就像一个漏网土匪”。他动不动就以救世主自居，“老子脑瓜掖裤腰里给你打天下，吃你捆大葱咋着？”动不动就以国家功臣自居，“我余金纯一百三十八斤连肥带瘦，连五脏带板油都是国家的！”动不动就以“我是流氓我怕谁”自居，“谁敢动我？看看这一身枪眼子――给鬼子打成箩了都没死，怕谁呀？”除此之外，余老头当然也没有改变好色的本性，“犯了很多错误，全是风流错误”。诸如当着女人的面小便、揩少女的油、偷窥女人睡觉之类下三烂的事，对他这个厅局级高干却是家常便饭。人总有羞耻之心，余老头却根本就不知道何为“难为情”。本来，再犯一个错误他就要被一撸到底了，这一个错误在他却成了炫耀的资本，“你别惹我，我还剩一个错误没犯呢！”在《阿Q正传》中，阿Q早早“大团圆”了，鲁迅没有写出革命胜利之后的阿Q的丑陋，在《梨花疫》中，严歌苓则是“接着”鲁迅写了。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一代又一代的阿Q式的革命者？主流启蒙文学一般喜欢从国民性层面回答。这虽然不能说错，但有时却不免流于空泛。《梨花疫》虽然没有回避国民性批判，却又敏锐地指出，是前现代的制度，对阿Q式的革命者起到了催生乃至庇护作用。比如小说开头就写到，进城后的余老头劣迹斑斑，被大家认为犯了“错误”，而以穗子爸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虽然规规矩矩，却被认为犯了“罪过”。“错误”是后天的，是可改正的，“罪过”却是先天的，是原罪式的。这种“错误”与“罪过”之分，正是极“左”体制反文化、反文明、反理性、反启蒙的本质的表现。从根本上说，正是由于这种体制，才导致了余老头的有恃无恐。与大家一样，余老头对知识分子也是深恶痛绝。“余老头认为他写不出东西、找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