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形象的人类学思考.docx

四大传说中女性是一种强化性女性形象但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女性没有社会地位，中国女性一直被排除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权力结构和主流话语之外几千年的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使不少女性卑躬屈膝、妄自菲薄，造成了女性依附、顺从、自我萎缩的性格，以致无法形成主体意识，不能正确认识自身的生命存在和精神需求，几乎成了完全丧失自主意识的被物化了的奴隶认为女性成为次于男人的“第二性”的原因不是在于其生理条件，而是政治和法律的限制造成的，结构主义语言为工具，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进行了语言学的解读和重建潜意识由人的符号行为产生的，它与符号系统有关系。由于人类社会的符号系统是先于个体的存在，这种符号系统也就具有社会共性。如果现行社会是一个男性中心和理性中心的社会，有一个“男性中心”的主题和“男性中心主义”的势力，那么这个社会的符号系统必然反映这种男性中心与理性中心。而在这种占统治地位的符号体系控制下，男性与女性从开始接触这个符号系统起就产生了对它的无意识，这是感官的、非理性的存在，不是性意识或生物性的反应。拉康将“象征界”说成是一种秩序，当孩子进入语言，先于他们而生的语言与文化系统便将秩序和结构加诸其身。每个人进入的乃是一个己存在的能指网，拉康将这样一个语言一历史一文化系统，称为“象征性秩序(Symbolic Order)。他指出，在俄狄浦斯阶段，对阉割的恐惧、置身父权之下、被迫与母亲分离等特殊情境，迫使婴儿为表达自己的愿望而进入现行的语言—意义结构，即“象征性秩序”之中。由于这一秩序代表着父亲的法律，女性进入“象征性秩序”就是在一个渗透了父权法律的意义结构中，被置于受限制、被压抑的位置，其建构社会认同的过程就是在父权法律的范畴内被置于预设的第二性位置的过程。这一观点与福柯的权力话语学说有异曲同工之处，他主张在话语建构的过程中，女性总是作为“空洞所指”被排斥在外，揭示了话语背后权力的作用。拉康批判了弗洛伊德式的本质主义(Freudian essentialism)，对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和阉割焦虑等理论提出了质疑，主张应以话语为中心而不应以生理学因素为中心来建构性别差异的意义，为人们提供了看待现行文化制度以及从权力作用的角度来解释它们的方法。人是男是女由出生决定，但如何成为男人和女人则是后天习得的。她们被教导什么是适当的行为、态度、角色以及如何与他人建立关系。这种后天的习得行为确定了社会性别身份。人的性别意识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对家庭环境和父母与子女关系的反应中形成的，性别意识和性别行为都是在社会文化制约中形成的；生理状况不是妇女命运的主宰，男女性别角色是可以在社会文化的变化中改变。生物性别是天生的，社会性别是文化塑造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物性别，在此基础上，根据所处的文化与社会环境对不同性别的要求，塑造了自己的社会性别，由此，所谓男性和女性的本质特征就不是永恒不变的了。女性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在男权社会中，女性作为一种身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是社会的理想形象———男性的反衬，因为男性的标准不稳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男性的标准不同，所以女性的标准也是不稳定的、暂时的。人的性别特征是靠性的表现来决定和实现的，服装、举止都是表现的道具，社会固定了性别歧视的场景，规定了男女角色的模式。性别又决定了社会对男女两性的不同期望，并进一步导致了两性迥然相异的社会行为模式。这一推断似乎说明，男女行为上的差异是由生理因素决定的，男女不同的生理解剖结构、尤其是不同的性激素导致了两者迥然相异的行为模式。简而言之，男女两性的社会性别是由先天因素决定的。这种基于性差异的生物学理论，试图将女性及男性的性本质功能的社会定义归于一个固定的、不会改变的自然秩序，由女性或男性身体所保证，独立于社会与文化因素之外。在男权社会里，女性被看成是可以控制的社会经济资源，视为私有财产，只有继续两性的传统角色才能继续把握这项私有财产，因此以往男性因不愿放弃自己的支配地位，因而限制女性介入男性享有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特权。在此思想支配下的功能论派理论认为，现代性别角色起源于传统社会形成的以性别为基础的劳动分工。男子以体力的优势获得食物的来源，女性照顾家庭和子女，维持家庭内部的情感和谐，这种“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是一种有效的社会安排，性别角色的差异有助于使男女之间发挥互补性，使竞争缓和到最低程度，而且母亲扮演传统的主内角色也有助于子女的人格优化和稳定，从家庭的稳定性和对子女的社会化来看，家庭关系亲密对社会的安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