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公报》在历史探究中价值.doc

关于《大公报》在历史探究中价值摘 要：大公报作为文人办报，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能超然于各种利益之上，以一种比较客观的态度去看待社会各种现象，而且它的评价也会相对公允。这样，我感觉《大公报》这份报纸上反映的清末社会可能就比我们的教科书和我们现在历史研究的成果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 关键词：历史；研究；价值 中图分类号：G25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1-0121-02 曾几何时，我们的教科书让人感到1900年后中国似乎到处都是革命党，所有的舆论阵地也都被革命党所占领。即使我们历史研究的成果也让人感觉到，清末到处是一片新气象，由于新政，学堂林立，然后不缠足运动，社会进步很快等等。而且人们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人物，总是着重于几个人物身上，比如像袁世凯、张之洞、盛宣怀、张謇等，另外再就是革命党人。似乎就是这些人在当时的社会上是最具有影响力，对当时的全局最有关系的人。而实际的情况不是这样的。 一、文化教育价值意义 1904年8月27日，北京报馆在《大公报》上登出“征文要启”的广告。开列了庚子以后于我国全局最有关系的人名，如庆亲王、袁世凯、鹿传霖、那桐、岑春煊；次有关系的醇亲王、伦贝子、伍廷芳等共三十余人，公开征求撰写其事或详论其人之文，备集众说酌选登报，以昭公论。在我看的那一段时间的报纸里，荣禄的影响力很大，而且载振的活动也不少。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人物，那就是西太后，她当时仍然是中国最具有决定性的人物。 正是以上这些人才是当时的中国社会最具有影响力的人。即使后来形式朝着革命党人的方向发展，那也不能说明当时对社会最具有影响力的人是革命党人，是革命党人一手造成了革命的形势。而更客观的情况，我想应该是当时的当权者们由于一系列的政策失误，而一步步把全国的形势推向革命。如果没有他们的推动，我想，就是革命党人再怎么闹都是无济于事的。 我们现在的清末时期的历史研究，主要就是集中于新政，集中于社会的演变，或者集中于革命党人活动的研究，即使研究当权者的活动，我们最多只是简单的说他们政策失误，而对于当权者本身，尤其是那些在我们传统的评价中总是用昏庸无能来形容的满清贵族，我们从来没有认真研究过。而现在对于革命党人中大大小小的人物，有一点活动的人物都挖地三尺的研究了。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不平衡。 最典型的就是1902年乡试。这应该是中国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践的最后一次乡试。对于这样一次具有特殊意义的乡试，现在学界关注和研究的并不多，让我觉得很奇怪。我觉得这次乡试比1903年的殿试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影响更大。殿试毕竟是全国的举子集中到一个地方来考试，而乡试是几乎每个省都设有文闱，而且考生人数在每个省最少都有一万多人，而且按照报纸里面所讲，此次乡试，人数都比往年将近少了一半，这主要是由于1902年的乡试题目不再仅仅是四书五经的范围，还有了时务、策论等内容，很多士子没有准备。即使如此在此次乡试中发生了很多具有象征性的事件，不光是士子之间，而且考官之间，新旧之争很激烈。在报纸里面对于各地乡试的情况都有详细的记载。《大公报》对于乡试的报道可以说是不惜笔墨的，我想，可能是因为英敛之和大公报也觉得这次乡试可以反映出中国社会很多东西。与乡试相对应的就是学堂的大面积广泛的兴建。虽然有人对于学堂已经有过专门的研究。像这样的留学情况很多，不过主要是男性，主要是集中于日本。除了大量的学生留学日本外，清政府中央和很多省市都向日本派出了考察团（不知道这个中间有没有公费旅游之嫌，因为当时有一个译件里讲到很多西方人到日本来旅游，认为日本的山川河流很漂亮，树林很多，环境很美）。在民间也有很多社团和私人组织去日本，包括严范孙及其子女。当时，各种各样的游学章程在《大公报》上都有反映。当时留学日本的人数之多，令我们叹为观止；而且报纸上的“译件”栏目内还大量介绍日本的教育状况，包括女学（可惜的是，这些内容我一开始都没有怎么关注，认为这只是国外的事情，可能没有多大价值，但是它们的内容我还是大致看了一下）。这让我想到一个问题，日本当时有足够的师资力量来教育这么多学生吗？因为当时日本普及教育的时间也并不是很久，当时教育它国内的学生，恐怕教师资源就是一个问题，更何况还有庞大的中国留学生及其亚洲其他一些国家的留学生基本上都到日本来留学。另外，《大公报》上还刊登了一个美国留学生写给国内友人的一封信，内容较长，比较有意思，讲了在美国的一些情况，最后还附了怎样去美国留学的十个办法。在乡试、学堂和游学之外，另一个与人才有关的项目就是课吏馆。我看的这些《大公报》里所登出的题目，我估计二三百道不会少，而其中一半可能就是京师大学堂的考试题目。其实对于这些题目统计一下，然后作一个分析，也可以从中一窥当时的社会文化状况。 二、其中所蕴含的政治外交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