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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道家思想对苏轼文论思想的影响
摘 要:道家思想对苏轼的影响深远,不仅对他的诗词文创造以及人生态度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对他的文艺思想产生积极的影响,形成了他独特的文艺批评理论。道家思想对苏轼文艺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一是“可致而不可求”的文道观,二是“神与物游”的虚静论,三是“随物赋形”的形象论,四是“平淡自然”的风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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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道家思想;苏轼;文艺思想
从某种意义上说,儒道思想是两股相反相成的力量,占据了中国古代文人的思想的核心。在国家政治清明之时,文人士子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积极入世,追求建功立业,扬名于后世。在国家政治昏暗,仕途无望的失意落魄之时,道家“无为”的出世思想又能给予他们心灵上的疗救,隐居山林,自娱自乐,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当然,苏轼也受到儒道思想的影响。相比于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的影子在诗人的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尤其是在苏轼被贬黄州之时,在苏轼的文艺观中也时藏老庄思想的影子。然而,道家思想对苏轼文艺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可致而不可求”的文道观
在文与道的关系上,苏轼继承了韩愈的“文以载道”、欧阳修的“道胜文至”等思想,但他在文道的关系上却超越了韩愈和欧阳修等儒家思想的范围,融入了道家思想,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如他在《日喻》篇中谈到: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见而名之,或莫之见意之,皆求道之过也。然则道卒不可求欤?苏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1]
东坡引用孙武和子夏的言论对“致”作了解释,“致”是经过循序渐进的积累学习之后自然而得道的意思,是在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的自我提升,最后悟道的过程,是不可强力而求的,学至则道自致。而“求”则是一种脱离生活学习实践的强求或者急于求成,如果治学急于求成,那就不能得“道”。这里的“道”不再仅仅是指儒家之道,而更加趋向于道家的“道”,指事物的内在特点和规律。[2]后来,苏轼以南方人自小能游泳之事为例,这是因为他们遵循水之道,掌握水的性质特点及运动规律。作诗文也是如此,经过长期的积累和练习,物形于心,深刻地观察和了解自己要表现得艺术对象,弄清其特点和规律,到方用之时,信手拈来,浑然天成,没有雕饰之嫌。
(二)“神与物游”的虚静论
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苏轼不仅强调要遵循文之道,强调在实践活动中细心观察创作对象,做到对艺术对象的特点和规律的准确把握,同时也从作家的主体角度强调在创作过程中,作家必然要进入“虚静的精神境界”。所谓“虚静的精神境界”就是道家所提倡的排除尘世的干扰,排除杂念,弃绝成见,使精神达到静谧虚空。在此基础上再去深入地研究创作对象内在的特点和规律。精神虚静、用心专一,才能有所得。如他在《送参廖师》中指出:
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成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诗法不相妨,此语当更请。[3]
又如《书王定国所藏王晋卿画着色山》谈到:
白发四老人,何曾在商颜。烦君纸上影,照我胸中山。[4]
苏轼希望通过老庄的“心斋”、“坐忘”,也就是“空静之心”来观察世间万物无穷变化的道理,以不变应万变,以静应动,把握事物变化的规律,达到“物物而不物于物”的自由忘我的境界。
然而,为了求得“物之妙”,苏轼又主张“神与物游”。也就是要做到精神与物体合而为一,即创作审美主体真正意义上自由地观照审美客体,做到在空静的心灵中把物化的自然升华为人化的自然。
(三)“随物赋形”的形象论
对于艺术形象的描绘和分析,在苏轼的作品中也有许多精辟的论述,他认为对于艺术形象的描绘应该遵循“随物赋形,物尽其态”的总原则。而“随物赋形”的艺术理论是苏轼在《画水记》一文中提出来的。在文学创作中,这就要求艺术家要深入观察艺术形象,顺乎事物的自然本性以及体态,同时也要追求意境之美,达到传神的境界。如他在《文说》中阐述道:“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5]
苏轼以泉水流过不同的山石而形态各异为例,说明他在进行艺术形象的加工时,会根据艺术形象的不同特征来进行描写,不可一成不变,同时也要根据其形态做到“当行则行,当止则止”,不可强力而为。
同时,苏轼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技》其一:”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何如此两幅,疏澹含精匀。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6]苏轼认为在艺术形象的创作过程中,只有形似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达到神似的状态,只有有生机和灵气的形象才能打动人,做到形似与神似的完美统一。因此,要在形似的基础上,对艺术形象加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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