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国家荣誉制度及其宪法建构.doc

国家荣誉制度及其宪法建构 　　摘要： 　　在国家荣誉制度的立法过程中，应对其政治理念、宪法依据与宪制功能有深入的认知。荣誉制度作为连接国家与公民的政治纽带，一方面强化公民与国家之间的政治归属，促成政治认同与进行社会动员;另一方面则代表国家对公民进行教化与规训，经由英模塑造达成特定国家目标。中国宪法规定了国家荣誉与个人荣誉的“双重主体结构”与实现路径，国家荣誉构成个人荣誉的前提和基础，服务于国家任务的实现。此外，国家荣誉制度兼具重要的宪制功能，包括了对于政权合法性的建构、对于政治诉求的吸纳，以及引导主流价值观。国家荣誉立法应符合宪法所设定的原则，提高与增强国家荣誉的权威性和稀缺性，强调评审机制的独立性和参与性，并通过荣誉制度来培育公民的政治人格。 　　关键词：国家荣誉制度;国家荣誉立法;政治理念;宪法依据;宪制功能 　　中图分类号： 　　DF2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5.04.07 　　自2002年“国家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纲要”提出建立“国家级功勋奖励制度”作为人才激励机制以来，相关学术研究与立法动议就未曾中断过。现有研究认为，之所以需要重构中国的荣誉制度，一方面来自于现实需要，包括了规范与整合现有荣誉称号和行政奖励，以及经由国家荣誉实现政治忠诚、促进经济发展、提升社会公德[1]，另一方面来自于对国外经验的观察，即国外历史久远的荣典体制对于内政外交发挥的作用[2]。由此，关于国家荣誉制度的成果也相应地体现为对中国现有荣誉体系的归纳和反思，与对国外荣誉制度的经验引介，最终这两种学术方向合流为一种声音：中国应当通过立法促进国家荣誉制度的“现代化”[3]。 　　事实上，目前制度构建的具体路径已然分化为两种思路：其一是通过建立“行业性”国家荣誉最终促成制度更新，其中“国家文化艺术荣誉制度”[4]与“国家级教师荣誉制度”[5]的概念先行得到立法确认;其二是“统一型”的国家荣誉立法也已经列入规划在2010年1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曾就《表彰奖励工作条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在草案中将“全国劳动模范”和“全国先进集体”等荣誉纳入其中，并对表彰奖励工作的程序进行了原则性规定。而在2014年4月14日由委员长会议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2014年立法工作计划》中，“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定于2014年12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初次审议，然而在2012年12月22日-28日举行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上，并未如期对该项立法进行讨论审议。。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强调了“制定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表彰有突出贡献的杰出人士”。显而易见，通过法典化的方式统一规定荣誉制度的类型、原则、设定、颁授、决定、监督以及法律责任等事项[6]，整合目前碎片化的荣誉体系，这更加符合“法治的理想模式”――可以使荣誉制度在位阶、权限和责任上实现制度化和“可预期性”[7]――但同时，也就无疑地需要更高的立法技艺，以及对国家荣誉制度的理念、规范和功能的深入认知。遗憾的是，目前的研究仅停留在对国家荣誉制度的历史、现状与国外经验的单薄叙事层面，将国家荣誉制度视为单纯的“工具理性”[8]，而忽视了荣誉制度所嵌入的国家宪制，以及由荣誉制度所塑造的公民与国家的政治关系。 　　本文从宪法学的视角就国家荣誉制度的政治理念、宪法依据与宪制功能进行阐述，力图在现有制度研究之外，对该问题尝试更为纵深的理论探讨。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论及的是广义上的国家荣誉制度，包括了执政党、政府、以及各类组织授予的荣誉称号、勋章奖章、功勋表彰、荣誉职位、国葬仪式等。本文的基本观点与结构是：第一部分阐明现代国家荣誉制度的基本理念是强调平等原则之下的“英模塑造”，实现荣誉制度所具有的动员与规训功能;第二部分对宪法文本中的荣誉制度条款进行分析，指出中国宪法建构了“国家荣誉――公民荣誉”的双重主体结构，也设定了荣誉制度的目标与路径;第三部分论述国家荣誉制度在合法性建构、政治吸纳，以及主流价值观培育方面所具有的宪制功能;最后在结论部分总结国家荣誉立法的取向与原则。 　　一、荣誉制度的政治理念 　　国家荣誉制度的政治理念是指蕴藏于制度背后、支配制度运作的内在逻辑，具体包括荣誉制度与政治权力、公民个体之间的关系。与制度研究和规范分析的不同之处在于，荣誉制度的政治理念更多诉诸于荣誉制度在历史和现实中的抽象连接，并以此观照当下的制度发展。 　　（一）荣誉制度与社会规训 　　现代国家荣誉制度中被表彰的“杰出人士”，是基于个人贡献或是高尚道德而获得“非世袭制”的荣誉，本文将其概称为“英模”（heroandmodel），既包括了缔造政权的政治人物，也涵盖了权力末端的先进个体――他们在荣誉制度内具备相同的实质，都是由国家权力与社会公众共同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