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人交与参孔子思想与公民儒学.docx

天、地、人交与参孔子思想与公民儒学 一、 生产的公民儒学 “公民儒学”的概念在过去的20年里逐渐形成。它最初是在《儒学与中国传统社会哲学》一书中发展起来的。该书主要是经由“三纲”来检讨中国传统社会, 指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血缘性纵贯轴”所成之社会。“血缘性纵贯轴”由“血缘性的自然连结”、“人格性的道德连结”以及“宰制性的政治连结”所构成, 相对应的是“父”、“圣”与“君”, 其理想的次第关系, 也应当是“父、圣、君”, 但纵观历史的发展, 我们发现它形成了一“道的错置”2(misplaced Tao) 的状态:“君”成为一切管控的核心点, 次第翻转成了“君、父、圣”这样的关系。 随着时代的变化, 原先帝皇专制以“君”为最高管控者的结构瓦解了, 那“宰制性的政治连结”被“委托性的政治连结”所取代了, 那原先由家庭、家族扩大而为国族的思考变化了。原先“血缘性的自然连结”不能直通出去, 而有了另一较为独立的“社群、社会的组织结构”, 笔者名之曰“契约性的社会连结”。 就华人社会、文化、历史的变迁来说, 其政治社会的现代化, 可以说是从“血缘性的纵贯轴”所成的格局转而为“人际性的互动轴”所成的格局, 这堪称千古未曾有之大变局。这个大变局使得儒学到了非变不可的年代, 因为载体变了, 儒学必须要有一新的发展。或者, 更简明地说:在血缘宗族的文化土壤中生长的儒学, 截然不同于在公民社会的文化土壤中生长的儒学。前者或可名之曰“传统的宗法儒学”, 而后者则可称之为“现代的公民儒学”。 “传统的宗法儒学”不同于“现代的公民儒学”,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全然相异, 因为毕竟它们都是“儒学”, 儒学之为儒学, 其核心处是共通的, 如“仁”、“义”、“忠”、“恕”这些核心性概念即是。只是这些核心性概念及其衍生出来的意义系统、话语结构, 随着时代的变迁、载体的不同, 因此也就有了大大的变动。作为实践性的学问, 儒学的落实处不同了, 落实的方法也不同了。在“现代公民社会”揭橥“公民儒学”这个概念, 显然是必要的。 “公民儒学”下的“道德思考”不再如宋明新儒学之以心性论、主体自觉为核心, 而是以“公民社会”, 以“契约性”、“责任性”为核心。用笔者以前在《儒学与中国传统社会之哲学省察》一书的说法, 它不只是一顺服的伦理, 不只是一根源的伦理, 还是一公民的伦理。这么说, 并不意味着“公民伦理”要从心性论、主体自觉, 要从根源的伦理彻底脱落开来, 而是说要去厘清彼此的分际, 去了解进一步发展的可能。 二、 实践学习的顺序 儒学不只是心性修养之学, 所以不应该只从这个角度来谈儒学, 也不应该只从这个角度去说中国人如何作为道德的存在、良知的存在。我们应该进一步去思考这种良知的存在, 如何走出心性修养的封闭圈子?如何进入生活世界?如何进入历史社会总体?又如何开出民主科学?当代新儒学, 尤其是牟宗三先生的哲学系统一直在强调如何从“良知的自我坎陷”开出知性主体, 以知性主体涵摄民主科学。此一开出的说法看起来是很大的进展, 但笔者以为这恐怕只是陷溺在以心性论为核心的诠释之下, 才构作成此一系统。因为这是一个诠释构作的系统, 再由此诠释构作的系统去强调如何开出。也就是说, 在这样理解之下的中国传统图像或是儒学传统图像, 是一套形上化了的、以心性论为核心的“知识化的儒学”, 也可以说是一套“道德智识化的儒学”3。 由这样的角度切入讨论, 如何开出民主和科学呢?这样的提法颇为曲折, 因此, 笔者不太赞成这样的提法。笔者认为, 这个提法基本上是通过形而上的溯源方式所构造出的诠释系统, 来肯定人与宇宙内在的同一性, 强调“道体”和“心体”之等同合一, 再由这道体和心体等同起来的良知去谈这个世界, 诸如民主、科学如何安排的问题。这样的安排基本上是一种解释性的、体系的、理论的安排, 和实际的历史发生是两回事, 另外再说其为一实践的学习次序, 那又是另一回事。这三个层面是不同的4。 这也就是说, 在历史的发生历程中, 所谓的民主和科学并不是非得由“良知的自我坎陷”, 开出一个知性主体, 再由此一知性主体之所对而开出民主和科学。当由“良知的自我坎陷”而成为认知的主体, 这不同于原本的良知, 因为良知是绝对的, 是包天包地而无所不包的, 是无分别的。这个坎陷落实下来有主客对立之呈现, 才有所谓的民主与科学, 才会出现客观的结构性。然而这样的提法, 基本上是一种理论上的、逻辑次序的安排, 不等于历史的发生次序5。若从历史的发生次序而言, 其实在各个不同的地方所发展出来的民主科学应会有其不同的历史发生次序。当然西方所谓先进国家的民主科学有其发展过程, 配合着经济发展、宗教改革、整个政治社会总体的变迁而慢慢长出所谓的民主制度, 亦在此过程中慢慢长出科学思潮, 而成为现代化重要的两个机制——就整个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