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现状与未来.doc

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现状与未来 谢晓斌( 摘 要：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存在合宪性问题。与美国的陪审团制度相比较，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非为陪审制而为参审制、非为人民陪审制而为一人参审制、非为当事人权利而为人民陪审员权力。非为人民陪审员分享司法权裁判权而为人民陪审员直接行使司法权裁判权。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转型为陪审团制度存在政治、法文化和诉讼程序配合等诸多障碍。未来仍应以完善该制度为最佳路径选择。 关键词：人民陪审员制度 合宪性 模式 缺陷 转型 “接受与自己同等人审判的权利”为英国1215年“大宪章”所规定，此即英美法著名的陪审团制度。吸收普通公民参与案件审判为众多国家司法制度所采纳，我国也不例外。陪审员制度在我国诟病较多，其去留又往往与法官独立的呼声相联系。不可否认，即使完全相同的法典，在不同国家适用也会产生截然相反的实际效果，在这里，文本以外的因素起着决定作用。因此，那些一味追求技术性，法律性十足而忽视对历史、政治生态、法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的考察是不够的。 一、现状 （一）合宪性弥补 从我国几部宪法看，从“共同纲领”到78宪法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规定了陪审员参审制度，1982年宪法仅仅规定了人民法院享有独立的审判权，删除了有关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规定。因此从历史与逻辑角度看，从82宪法开始人民陪审员制度应该退出历史舞台才对。事情的发展恰恰相反：“82宪法”之前实施的两部法律，人民法院组织法与刑事诉讼法，都对人民陪审员制度进行了规定，其中“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三章较为详细。“刑事诉讼法”第13条则仅仅进行了原则性的宣示。此后无论是前述两部法律的修改，还是“民事诉讼法”（第三章）及“行政诉讼法”（第46条）都继续对人民陪审员制度进行了规定。 上述法律有关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规定与我国宪法关于审判权归法院独立行使的规定存在抵触。对此，利用“法院独立”还是“法官独立”之间文字上的差异为陪审员制度寻求宪法生存空间的做法有违宪法史与宪法学的基本理论。 首先，了解美国宪法者大概都知道，美国宪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司法权属于法院，但于第三条第二款规定了刑事案件陪审团陪审制度。在最先修正的十个宪法条款中，第七修正案进一步规定了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也享有这一权利，这是美国陪审团制度的宪法基础。美国宪法同时对司法独立与陪审团制度分别作出了规定。然而陪审团制度并非为司法权涵盖，相反它是作为司法权的对立面被提出来的。司法权在1787年被写进美国宪法，1791年12月15日通过的美国宪法第七修正案是与整个美国宪法的存废以及美国是否能够成为一个统一国家问题捆绑在一起而被提出来，并最终获得艰难通过就是一个例证。可见美国的陪审团制度并非不经斗争就可被载入宪法而可随意获得的东西。 其次，从司法权与陪审团制度关系看，我们知道，近现代宪法从其结构上看都以“权力—权利”二元架构为其特征，从而实现通过限制权力来保障人权的宪政目的。其中，司法独立属“权力”范畴。司法独立的理论基础为三权分立的分权制衡学说，追求以权力制约权力。陪审团制度属“权利”范畴，其以基本人权理论作为基础，追求以权利制约权力。所以，司法独立实际上是对“权力”的规定，陪审团制度实际上是对“权利”的规定----当事人有获得陪审团审理的权利。二者实为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因此，陪审团制度并非司法独立题中应有之义，恰恰相反，它是对司法权的限制。 第三，从我国宪法对审判权独立的规定看，我国审判权独立是通过国家机构形式来规定的。一般地，依照权力分立的观念，在大陆法系讨论法官独立问题时，人们一般将法官独立区分为人身独立与事务独立。前者是指法官组织上和人事上的独立性，后者指法官只屈从于法律。在我国虽然这两方面目前都存在着区别于大陆法系的不同做法。但审判权独立却是我国宪法所规定的。相较于前几部宪法而言， 1982年宪法恢复了1954年宪法关于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规定。但在含义上只规定了法院“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删除了人民陪审员制度和法官只服从于法律等规定。我国司法审判权独立之中不包含人民陪审员制度这是可以肯定的。从当时的背景看，宪法主要是强调了司法独立，但对司法权限制并未作出设立陪审员制度的安排。 综上，我国82宪法既然删除了陪审员制度，那么通过效力层级低于宪法的法律规定陪审员制度，其本身就应存在合宪性疑问。若以陪审员制度限制司法权首先应使陪审员制度具有宪法基础。 （二）模式的比较 从比较法视角看，各国陪审制度的模式大致可分为“陪审团制”与“参审制”两种，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属于后者。 陪审团制度的典型是美国，该模式构建要点为： 首先，获得陪审团陪审是当事人的一项宪法性权利。以此达到限制司法权以保障基本人权的目的。其次，陪审团制度涵盖民刑事案件全领域，适用于从联邦最高法院到州法院的各级法院，无需当事人申请。但不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