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导读.docx

此文为罗志田教授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徐亮工先生整理）一书所撰导论。 转自 HYPERLINK /vbb/showthread.php?s=7098ac96046fb3d890de335e4d44e853threadid=22502 \h 网络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导读 罗志田 新文化运动期间，老革命党张继曾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章”，中国政体虽变，“戏剧文学仍照满清帝政时代的样子”，可知其“思想仍是历史传来的家庭个人主义”；而“风俗如婚宴丧祭，与非洲的土人相去不远”，可以说“思想风俗一切全没有改”。张继致《新潮》杂志，1919年4月29日，《新潮》，2卷2号(1919年12月)，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本，366页。 他所关心的，是思想风俗与政治的关联。这是那一代人常思考的问题，如梁启超便曾说，“泰西之政治，常随学术思想为转移；中国之学术思想，常随政治为转移”（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1904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38页）。但他随后就更强调“一国之进步，必以学术思想为之母，而风俗政治皆其子孙”（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59页）。类似的思虑曾经缠绕着许多近代读书人，从“新民”到“新文化”再到“新生活”等的持续努力与此密切相关，此不赘。 所谓中国“思想风俗一切全没有改”，颇能代表很多老民党对民国代清这一政治鼎革的整体失望，或有些“故意说”的成分。然而张氏关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章”，却有所见。 从最粗浅的层面言，当不少人开始整体反思一个时段的往昔之时，这“一个时代”大约也就真正成为“历史”了。与张继的观察不同，在“思想”和与其关联密切的“学术”方面，民初中国实际处在一个典范转移的时期。最明显的一个表征，便是许多时人动辄曰“近三百年”、“三百年来”的称谓来表述刚刚过去的昨天。胡适就是其中的一个，他那时讲话写文章很爱使用的时代分段就是三百年，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中华书局，2006年，160-161页。 不论表述者自觉不自觉，时人有意无意间已感到思想学术等“世风”到了该做总结的时候了。 这方面梁启超仍然是开风气者，他在1923-1924年间开出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课程，随即出版了同名的讲义。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3-1924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1-364页（以下径引书名）。此书较好的版本是朱维铮校注的《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中所收者，惜亦增添了少许“现代”手民之误。 此后蒋维乔、钱穆、龙榆生等人的思想史、学术史以及词选，也都沿其例冠以“近三百年”。蒋维乔：《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上海中华书局，1932年）；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我所用的是台北商务印书馆1964年重印本）；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有意思的对比是，当年讨论政治军事外交的则常用“近三十年”、“近百年”这样的时代分段，如上海太平洋书店在1930年便出版了李剑农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后扩充为《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文公直的《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和刘彦的《最近三十年中国外交史》。当然，这只是就倾向而言，如稍后郭湛波便有《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后扩充为《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北平大北书局，1935年。 词选不必论，在学术史思想史方面，后来影响最大而多次再版者，则为梁、钱二氏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梁启超早在1902-1904年间即著有《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其中1904年所著的《近世之学术》一部分，约占全文三分之一，已开始通论这一时段的“学术思想”。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1-104页。 1920年出版的《清代学术概论》，字数上比前论扩充一倍有余；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按《近世之学术》约25,000字，《清代学术概论》则已略超过55,000字。 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不仅分量大增，立意上也稍别。用他自己的话说：该书旨在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和价值”，之所以“题目不叫做清代学术”，是“因为晚明的二十多年，已经开清学的先河；民国的十来年，也可以算清学的结束和蜕化”；故“把最近三百年认作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单位，似还适当”。因此，这“也可以说是十七、十八、十九三个世纪的中国学术史”。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页。 从其三次论述看，最后一语看上去似乎不过由“清代”返回早年的“中国”，但前次表述时还在清季，对一般人而言“中国”与“清朝”基本就是同义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