珂勒惠支的生命悲剧意识.doc

珂勒惠支的生命悲剧意识 ——读《自画像·死的召唤》 　　珂勒惠支 死的召唤 　　1931年9月，中国左翼作家的刊物《北斗》创刊号上，刊登了一幅黑白分明、激动人心的木刻——《牺牲》。从此，这位作者的名字便迅速在中国流传开来，她就是鲁迅先生推崇的德国女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 　　珂勒惠支一生创作了《农民战争》、《织工的反抗》等几个系列脍炙人口的作品，还塑造了许多母性的形象，其实这些形象都有其影子。她留下的一百多幅自画像就是这些影子的真实写照。从充满青春朝气的姑娘到面容枯萎、满目哀伤的老妇，她一直带着批评性的追问，通过画像面对自我——人类生命的悲剧意识逐渐形成,这种悲剧性是人类力图超越存在的有限性所体现的抗争本性；人的自由生存的理想与生存的真实困境的矛盾冲突,处于一种无从选择的“两难”困境之中。她关注自我生命在宇宙人生中的价值意义的追寻及实现,而当她发现这种生命价值和意义的实现遭遇到种种的自然和现实困境而不可能时所产生的痛苦感、悲哀感，从而给读者带来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她的自画像注重人物内心刻画，强调形式语言的发挥。这个特点，在她晚年的自画像中更为突出，也很善于把手与头联系在一起来塑造形象，简洁有力地衬托出人物的心理状态。 　　珂勒惠支的最后一幅自画像，是《死亡》组画中的一幅，题为《死的召唤》。这是一幅石版画，画面笼罩着神秘的气氛，粗犷奔放的线条，塑造了一位阅历很深、果断而又有见解的老妇人形象。她，显然已进入了老境，举起的左手似乎在渴望什么。脸侧向右方，深深沉浸在纷繁的思绪中，好像在追忆过去，又好像在向人们述说她的未来。死神的一只手已伸过来了，但老人并没有丝毫的恐惧，两眼安详地注视着前方。岁月的苦难在面容上留下了斑斑苦难，紧抿着的嘴却有一种内在的坚定和信仰。画面如同海洋一样平静、深沉、激荡。“抛下了什么——去可爱的故乡？寻找什么——在遥远的异地？仿佛在风暴中才有着安详！”（莱蒙托夫语） 　　凯绥·珂勒惠支1867年出生在德国东部港口城市哥尼斯堡，自幼热爱美术，她的第一本启蒙画册是英国画家荷加斯的铜版画。13岁时，开始在本城铜版画家毛厄尔处学习素描和版画。1885年，珂勒惠支进了柏林道费尔·贝恩任教的美术女子学校学习。次年，她到慕尼黑学画，进入路特维希·赫特里希任教的美术女校。除了绘画，她在此期间还接触了文学、戏剧，听过著名工人领袖倍倍尔的讲演。1890年以后，珂勒惠支的艺术和思想趋向成熟。她以海涅的诗篇《织工》为母本，创作了组画《织工的反抗》，社会反响强烈。1919年，珂勒惠支成为第一个获得柏林艺术学院教授头衔的女性。 　　《死的召唤》这幅自画像作于1935年，苏联的十月革命给珂勒惠支带来了希望，她已成为工人阶级中进步的一分子。因此也受到了纳粹的迫害：被剥夺一切头衔，禁止展览会展出她的作品。这可能也是她在德国名声不如在中国的原因之一吧？然而，艺术家并没有放下画笔，她连续创作了许多自画像。尤其这幅自画像，包含深刻的人生哲理，在意境开拓、情感抒发以及石版技艺上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黑格尔在《美学》中说：“绘画真正的艺术表现，就是要求用想象去掌握整个对象，把它表现为形象以供观照。这些形象通过一系列的感情，即通过一种动作，把它们的内心生活表现到外面来，而这种动作要很能显示出情感，使得艺术作品的全部和每个部分都显得用想象动用来把所选择的内容充分表达出来。”绘画艺术是借助瞬间凝聚的形象，并通过读者联想弥补在时间、静态的局限。《死的召唤》借助于“我”的形象，把无限的空间寓于时间的联系之中，不是岁月的简单证录，而是在时代转折关头提出问题。通过这幅自画像，人们看到了她灵魂深处所感受的悲剧意识，窥探到她自我精神的表达和内心世界的一部分。“死是一种使被剥削者增加残酷和痛苦的事。”（珂勒惠支“日记”）在《死亡》组画里珂勒惠支十分具体地表现了丧失孩子、父亲、母亲的人们苦难和悲痛，画家虽没有直接触及死亡的原因，但我们不难想象，究竟是谁夺去了这些人生存的权利。而《死的召唤》，则是这个发展情节中最能引起人们悬念、勾起丰富联想的作品。处于当时恶劣的环境，画家用象征主义的手法，展开人性主题讨论。画中的“我”，已不是单纯的“自我”，“死神”也决不是自然命运的归宿，这种悲剧意识正是给人们带来震撼力的源泉。1945年画家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写道：“不管生命是长是短，重要的是看你是否能举起自己的旗帜，去进行斗争。”“我了解我的艺术是有目的的，我在人类如此无助而寻找援助的时候，我要发挥自卫的作用。”面对死神，画中的“我”如此平静、安详。她看透了人世间的一切，那宽大宏伟，诗史般的平淡，使生命主题得到了升华。鲁迅曾这样评述：“她以深广的慈母之爱为一切被侮辱和损害者悲哀、抗议、愤怒、斗争；所取的题材大抵是困苦、饥饿、流离、疾病、死亡。然而也有呼号、挣扎、联系和奋起。”珂勒惠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