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性骚扰的调查报告.doc

关于性骚扰的调查报告 　　关于性骚扰，有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那就是什么样的职业最容易遭到性骚扰。有76%和65.2%的被调查者几乎不约而同地认为娱乐场所的服务员和从事秘书职业的人最容易遭到性骚扰。认为其他职业最容易遭到性骚扰的还有：工厂女工(28.6%)、演艺界人士(27.3%)、文员(25.2%)、空中小姐(24.4%)、推销员(22.3%)、寻呼小姐(17.9%)。 　　娱乐场所服务员主要指舞厅、夜总会和迪厅等场所的服务人员，这些职业基本上以女性为主。由于娱乐场所客人成分较为复杂，因此她们较容易成为一些不怀好意的异性客人的骚扰对象。 　　秘书是协助上司处理日常工作的助手。由于其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单位或部门的负责人，与上司的关系比较密切，因而也往往面临着另外一些尴尬。特别是一些私营和外资企业的秘书大都是女性，她们往往面临着来自异性上司的种种性骚扰，因为这些企业的雇佣关系完全建立在经济利益的基础上，某些上司往往会以经济上的诱惑和解雇的威胁来达到对秘书施以性骚扰的目的，而一些秘书也往往成为办公室性骚扰的受害者。 　　工厂女工面临的性骚扰基本来自异性的同事和厂方的管理者，特别是一些私营企业，女工同样面临着因经济地位不平等而造成的性骚扰。 　　演艺界人士，例如演员、歌手往往面临着导演、制片人和穴头的性骚扰，另外也有来自观众和歌迷的性骚扰。 　　文员面临性骚扰的危机可能小于秘书，但很多时候仍然有可能被异性上司或同事施以性骚扰。对空中小姐的性骚扰，在国外是一个常常引人注意的话题，一些男性客人经常会对一些空中小姐动手动脚或提出非分的要求。 　　推销员面临的性骚扰危机主要来自于那些别有用心的买主。有人以性的要求作为接受某种商品的代价，其实也确实有一些推销员以牺牲色相作为推销大额产品的手段。 　　寻呼小姐也经常面对一些客户恶意的性骚扰，一些无聊的人往往深更半夜用电话纠缠寻呼台的小姐，大谈色情话题。 　　可以看出，最易遭性骚扰的人往往是一些在经济关系、服务关系、雇佣关系或需求关系中处于被动的人。 　　调查表明，陌生人是最主要的性骚扰者，有37.2%的深圳人表示曾受到过来自陌生人的性骚扰。除此之外，朋友、一般熟人、同事和同学也是较主要的性骚扰来源，分别有15.5%、13.5%、12.8%和10.1%的被调查对象表示曾遭受这几类人的性骚扰。另外还有12%和8.5%的调查对象表示受到过精神异常者和上司的性骚扰。公共娱乐场所、偏僻角落和公共汽车车厢、车站被认为是最容易发生性骚扰的场所。除此之外，办公室、电梯、宾馆、公园和公共浴室也被认为是发生性骚扰的主要场所。而48.5%和33%的被调查者认为私营、个体企业和外资合资公司是最容易发生办公室性骚扰的单位，而认为容易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发生办公室性骚扰的人只有7.1%、7.3%和2.9%，这个结果和其他城市调查情况较为一致。 　　美国人和深圳人看性骚扰 　　以下一组数字分别来自美国《时代》周刊和《深圳周刊》，用同一组命题作出的调查(表四)，第一列为被调查者判断是否属于性骚扰的命题，后两列是两地调查中被调查对象对命题判断为属于性骚扰的人数比例，《时代》周刊的调查对象为美国读者。 　　通过上述的对比数据，可以看到，在所有的命题判断中，深圳人的肯定判断人数比例都不同程度地低于美国人，由此可见，不同国家的人由于文化和习俗的不同，表现出对性骚扰的不同认知标准。相对来讲，深圳人对性骚扰的判断标准更倾向于是否直接的性的内容，而美国人则以是否有性的倾向作为判断的标准，这两个标准有交互的层面，也有交叉的层面。例如对要求女性与自己发生性关系的行为与对女性直接提到性或者某种性挑逗行为两个命题，两地的调查差别并不明显，但对强迫女性与自己共进晚餐的行为的命题，深圳人更多地认为它并不具有直接的性的内容;而大部分美国人则认为它具有明显的性倾向和性的暗示。对其他的几个命题，也存在着这种判断标准上的差异。 　　怎样面对性骚扰 　　调查显示，深圳人对性骚扰现象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86.6%的被调查者认为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性骚扰，其中有6.8%的被调查对象认为性骚扰的情况十分严重，已经对社会风气构成威胁。 　　公众对惩治性骚扰行为的要求十分强烈。有54.9%的被调查者认为必须从立法上予以重视性骚扰现象，对性骚扰者严惩不贷;有21.2%的被调查者认为性骚扰是一种愈演愈烈的不好现象，但也不必恐慌。由此可见，大部分的人都对性骚扰现象持有强烈的反对态度。 　　当受到办公室的上司、同事或其他朋友、同学性骚扰时，37.4%的人表示会打个哈哈，引开话题，保护自我;还有41.4%的人表示十分气愤，并表明态度，制止性骚扰;而表示愤而反击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