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性别比偏高原因分析.docx

出生性别比偏高原因分析 温州是中国“男性偏好”最为强烈的地区。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尽管“男性偏好”强烈，但因缺少“男性偏好”实现的手段，此时的出生性别比仍是正常的。 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简便易行的性别鉴定技术的出现与广泛流行以及人工终止妊娠技术的违法使用为人们实现其对子女的性别偏好创造了条件。温州市出生性别比开始升高的地区同时也是B超率先普及的地区，出生性别比的异常升高和B超的普及在时间及地域上惊人地一致，这不能说是偶然的巧合，两者间是因果关系，前因“B超”的性别鉴定与选择性人工终止妊娠才导致了后果“出生性别比失调”。因此，可以说，出生性别比失调主要是现行生育政策下的“生育空间狭小”与人们“性别偏好”强烈形成双重挤压并通过性别选择性人工终止妊娠的技术手段而导致的结果。 当然，导致温州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原因很多，除了前述的胎儿性别鉴定与性别选择性人工终止妊娠外，其他因素还有出生统计上的瞒报、漏报与错报，相对于男性而言的较高的女婴死亡率，领养不上报，溺弃婴与孕前性别选择等。然而，只有胎儿性别鉴定与性别选择性人工终止妊娠才是温州市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最根本原因，其他因素尽管对温州市出生性别比失衡也有一定的影响，然而影响都相对较小。 出生性别比失调既与传统观念相关，又与温州特殊的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环境密切相关。温州的现代化进程虽然弱化了人们对子女的数量偏好，但在改变人们对子女的性别偏好方面却显得有些“无能为力”。这种“文化滞后”因素与经济因素（社会保障不健全，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家庭劳动力需求等）、社会因素（宗法宗族与宗派思想，妇女地位低下，安全方面的需要）、心理原因（对儿子的心理满足感等）、单系偏重（如财产、姓氏承继等）以及政策因素（土地分配、生育政策、奖励兑现、集体股份分红、婚姻登记政策、下岗失业政策等）、（领导的）认识因素、管理因素（综合治理局面没有形成、处罚不到位、管理到位难）等等与温州特有的历史文化积淀、地理位置及社会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成为制约出生性别比回归自然的极大阻力。 在中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下，人们很难超越政策规定去随意选择生育数量和生育时间。但人们可以在此限制条件下选择孩子的性别。孩子数量被限制得越少，对孩子性别选择的欲望也越强烈。 出生性别比失调的出现是小家庭模式与对子女的性别偏好结合而产生的一个新的人口现象。实际生育率下降越多，出生性别比也就越高，也即实际生育率的下降是以出生性别比的升高作为代价的。 B超等性别鉴定技术的传播路径是先城市后农村，先东部沿海地区后中部地区再后西部地区，先经济发达地区后经济落后地区渐次展开的。随着B超的普及与普遍被应用于“胎儿性别鉴定”，欠发达地区会逐渐成为出生性别比失衡的重灾区。一旦性别选择技术在落后地区蔓延开来，由于受制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也因为生育观念相对于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更为传统与落后，贫困落后地区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的难度也将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