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科举考试经历.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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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文人学子参加科举考试就如同参加今天的高考。只不过，古代的高考一般是三年举办一次，要经过从乡县、州郡到部省中央的层层选拔，直到金榜题名，显得特别不容易。在大文豪苏轼生活的北宋时期，已正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三级考试制度，即：发解试（乡试）、省试（会试）和殿试。

嘉祐元年（1056），苏轼与苏辙兄弟没有在家乡眉州参加发解试，而是在其父苏洵的带领下，由成都赶往京师汴梁，通过寄应取解的办法在开封府参加了发解试（相当于今天的高考移民）。考试合格之后（苏轼参考开封乡试，取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他们又于次年参加了省试与殿试。兄弟二人同榜，中进士第。

一、苏轼的高考成绩

关于苏轼进士名次的科第问题，其弟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称：

嘉祐二年，欧阳文忠公考试礼部进士，疾时文之诡异，思有以救之。梅圣俞时与其事，得公《论刑赏》，以示文忠。文忠惊喜，以为异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为。子固，文忠门下士也，乃置公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

苏辙作为苏轼胞弟，又与苏轼为同榜进士，这段对苏轼进士登科问题之记载，应是最为准确可信的。其记苏轼在省试中，因《论刑赏》一文被欧阳修置于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本无差池。但后人解释却是误之甚大。

或认为“第二”乃是苏轼的省试名次，或以为《春秋》对义是一场覆试，苏轼因此获省试“第一”。因为欧阳修为了避嫌，出面阻止，苏轼没能成为状元。甚至有的罔顾苏辙“殿试中乙科”之文字所记，竟称苏轼殿试为“第一”。

这在曾枣庄著《苏轼评传》；王水照、崔铭著《苏轼传》；王水照、朱刚著《苏轼评传》；林语堂著，张振玉译《苏东坡传》；郦波著《唐宋八大家之苏轼》；木斋著《苏东坡评传》。都出现了对苏轼高考成绩的错误描述。

苏辙描述的高考，实际上是苏轼参加的嘉祐二年的省试，考试内容，包括：诗、赋、策、论、帖经、墨义诸内容。也就是经历了四场不同内容的考试。苏轼省试中“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则是指这一考试内容的单科名次，而非整个省试的最终名次。

事实上，史籍已有明载：嘉祐二年，省试第一名为“李实”，而后世相关之严肃论著亦是如此认定的。

既然苏轼不是省试第一，依照语言逻辑，苏辙所记欧阳修“乃置公第二”，亦不应是省试第二，而该是论这一考试内容的名次。这里不妨作一反推，省试第二，是较为荣耀的名次，苏轼若果真获此名次，苏辙亦当会有如实之记述，而不宜再说“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至此，可以明白，苏轼省试名次亦非第二。至于苏轼在省试中的名次具体为何，已难考索。

二、苏轼在高考中遭遇的难关

据叶梦得《石林燕语》记载：

苏子瞻（即苏轼）自在场屋，笔力豪骋，不能屈折于作赋。省试时，欧阳文忠公锐意欲革文弊，初未之识。梅圣俞作考官，得其《刑赏忠厚之至论》，以为似《孟子》。然中引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事不见所据，亟以示文忠，大喜。往取其赋，则已为他考官所落矣，即擢第二。及放榜，圣俞终以前所引为疑，遂以问之。子瞻徐曰：“想当然耳，何必须要有出处。”圣俞大骇，然人已无不服其雄俊。

此记载中称苏轼写诗赋不过关，被考官落名。透露出一个史实，此便是嘉祐二年省试已是四场通考，定去留，而不是逐场淘汰制了。否则，苏轼很有可能在第一场诗、赋考试，就已经被淘汰了，而没有机会再参加后面的“策、论”及“墨义”考试了。

从叶梦得的记述看，欧阳修见苏轼之赋被落，将其论擢为第二，乃是以论拔高苏轼名次之举措。此虽与苏辙所记原因不同，但仔细研读两段文字便可知，欧阳修所给苏轼的“第二名”都应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这篇文章的成绩，而非整个省试的名次。

那么，苏轼在第四场“《春秋》对义”居第一，苏轼之赋又被落，在省试中应难获得高的名次。但苏轼毕竟省试合格，其原因应正是欧阳修将其“论”列为第二。而其根本，应与当时进士取士标准的变化有关。

北宋前期，进士科考试的取舍标准，实际是以诗赋为主，其中又尤以赋为关键。如欧阳修曾说：“自科场用赋取人，进士不复留意于诗。故绝无可称者。”史籍中以赋为决科关键的不乏其例。但随着朝野对诗赋取士的批评和对策论取士标准的提倡，策论在科举考试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嘉祐二年进士科考试便是典型事例之一。

苏轼在殿试之后，致欧阳修启云：

轼也，远方之鄙人，家居碌碌，无所称道。及来京师，久不知名。将治行西归，不意执事擢在第二。惟其素所蓄积，无以慰士大夫之心，是以群嘲而聚骂者，动满千百。

依上下文的辞意，苏轼自称被欧阳修“擢在第二”，显然亦是指第二场“论”的名次，而非整个省试的总名次。但后来者却不断将苏轼论的名次误会为省试总名次。

三、苏轼在高考的最终等级

苏轼在省试之后，参加了殿试。试题为《民监赋》、《鸾刀诗》和《重申巽命论》。而殿试中已无欧阳修等提倡的古文新风，诗赋仍是重要的取舍标准。好在当年殿试不再黜落，凡参加者均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