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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科术语翻译研究的多层次与多维度 　　“没有术语就没有知识”。术语是人类科学知识在语言中的结晶[1]。社科术语是人文社科领域知识的结晶，承载着人文社科领域的重要概念。从佛经翻译开始至明清科技翻译，再到五四前后的西学译介，直到今天社科领域的国际学术交流与传播，中国翻译实践有着悠久的历史，而社科术语的翻译实践也是其中的重要环节。 　　然而社科术语翻译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辜正坤指出，术语翻译一方面固然可以丰富本族语，活泼学术风气，但如果处理不当，也能玷污、破坏本族语，败坏学术风气[2]。中国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的繁荣与发展虽然得益于国外社科术语的引介与翻译，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消极影响，其中社科术语翻译与使用的不规范现象严重，有些领域甚至出现术语“污染”的情况[3]。 　　这些现象和问题对中国社会科学事业的长远发展不利，因此有必要对社科术语翻译开展针对性研究。首要的是，认识和掌握社科术语的本质特征以及社科术语翻译的复杂性，从多层次、多维度来审视和研究社科术语翻译活动。 　　一 社科术语翻译的复杂性 　　与科技术语一样，社科术语表征特定领域的重要概念，是学术交流、学科发展的重要工具。然而，社科术语又具有自身的本质特征，其复杂性源于社科术语与人们语言文化生活的紧密性、系统内外的密切关联以及社科领域研究的地域性、国别化差异及特定学科研究的特点等[3]。作为翻译的对象如此复杂，翻译活动本身自然也不会简单。社科术语翻译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不同语言的特征增加了社科术语翻译的难度。不同语言在词汇构造、表音表意、修辞手法、感情色彩、语体特征等方面均有差异。以英汉两种语言为例，英语是表音文字，汉语是表意文字，两者自然在术语表述方面有差异。表音文字是指用几十个符号（字母）来表示一种语言里有限的音位或音节，一般是一个符号代表一个特定的音，语言中所有词语都由这几十个符号拼合而成；而表意文字则是用大量的表意符号来记录语言中的语素或词，这些符号本身不能显示词语的读音信息[4]。因此涉及英汉两种语言的社科术语翻译自然需要克服这种差异。 　　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口号“德先生”（democracy）与“赛先生”（science）一度分别音译为“德谟克拉西”与“赛因斯”。当时的中国社会许多民众尚不能充分理解“民主”与“科学”的核心概念，或者对这两个重要概念的理解不够清晰。只有少数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子接触过或理解这两个西学术语。因此，这两个术语的汉译难度可想而知，音译自然成为权宜之计。五四以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人心，中国社会渐渐理解并接纳了这两个概念，“民主”与“科学”自然也流行起来，这时文化背景及价值取向的差异所导致的障碍也随之消除。这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汉语偏好意译，在恰当的意译文本和音译文本并存的情况下，中国人一般会选择意译术语。 　　再比如法律术语Miranda Warning，是指美国警察根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66年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一案的判例中，最终确立的米兰达规则，即在讯问刑事案件嫌疑人之前，必须对其明白无误地告知其有权援引宪法第五修正案，即刑事案件嫌疑犯有“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而行使沉默权和要求得到律师协助的权利[5]。如何将这一重要概念引入中国社会，社科术语翻译中的定名显得尤为重要，需慎之又慎。该法律术语的中文译名有“米兰达警告”“米兰达宣言”“米兰达忠告”“米兰达告诫”“米兰达公约”“米兰达须知”“米兰达规则”“米兰达提醒”等。一个英文法律术语有多个中文译名的情况并非个案，然而译名规范问题堪忧，社科术语翻译中到底应当如何确定译名，是值得深思的问题。而跨越英汉两个语言的差异实为必需。至于Miranda Warning应当如何翻译，需要对比分析中文译名的词义范围及语体色彩，最大限度地实现英汉术语在词汇构造、修辞、语体等多层面的对等。这样说来，“米兰达警告”能够体现出英文术语所表达的严肃、正式而又符合法定程序的提醒和警示，应该是最佳选项。 　　其次，不同文化背景及价值取向往往是社科术语翻译一大难题。西人尝云：“然中国自古以来，最讲求教门与国政，若译泰西教门与泰西国政，则不甚难。况近来西国所有格致，门类甚多，名目尤繁；而中国并无其学与其名，焉能译妥，诚属不能越之难。”[6]虽然傅兰雅对西人如此评价未必全盘接受，但他也肯定近代中国的文化背景的确与西方大相径庭，引介西学的难度可以想见。换言之，傅兰雅反对西学的不可译，但承认西学汉译之难。这种困难就体现在西学文化中有，而近代中国没有或甚少的方面。科学技术领域如是，社科领域也如此。 　　以《论语》中术语“君子”为例，现存的英语版本众多，可谓五花八门，如the gentleman、the superior man、the virtuous 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