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安庆到塞拉利昂》.doc

在船尾，我见到了塞拉利昂国旗。它被紧紧的裹在旗杆上，只能略分出纠缠在一起的绿白蓝三色。这艘两千三百吨的货轮靠在长江北岸。小雨濛濛，浅蓝色甲板湿漉漉的，也空荡荡的。自从去年十一月以来，它就在停泊在安庆的二号码头上。 “我开了二十几年船，这还是头一遭。”纪船长说，他中等个头，短短的寸头，小眼睛，讲话不急不缓、沉着老练。八十年代初他是东海舰队的一名水兵，在大部分时间里铺设海底电缆。退伍后他开始为这家运输公司服务，成为了一名船长。 船长休息室，大约只有五、六平米。一张单人床，一张木桌，两把椅子，就再没有多余的地方了。木桌上的十七寸电视，正播放着一部不知名连续剧。如果出海，这台电视机就是主要的娱乐手段。 被过滤广告 我们钻进房间，那扇小窗正开着，江风阵阵袭来，阴冷阴冷的。窗外的浑浊江水，正缓缓的从西淌向东。零星的平底船，也同样缓缓的开过，不知运送的是什么。偶尔，传来一声沉闷的汽笛声，一只江鸥掠过。 纪船长一只接一只的抽烟，桌上的烟灰缸里满是烟头，倒进去浸泡烟灰的水已黄中带黑。老谢，多言的船务经理也挤进来，还有两位船员。三个月了，他们无事可做，没有业务，没有奖金，或许也很高兴两个陌生人的到来，暂时分散内心的焦虑。 “你信不信，现在我们就可以让警察把你们抓走”，老谢说，“你们这算是私闯外国领土。”他有一个倔强的鼻子，语速快的经常让人听不清。昨晚，在一个饭桌上吃饭时，我就发现他喜欢争辩，也喜欢和陌生的年轻人开开心。 那时候，我在询问他们对于被击沉的“新星号”的看法，我想知道，作为船员，他们对此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我原以为他们会不容质疑的站在中国船员一方，结果并非如此。 “主要的原因在船长”，纪船长说。他猜测，可能是船长在和俄罗斯舰艇的沟通上存在的问题，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船长与很多职业不同，在浩瀚的大洋之上，他必须是一名开明的专制者，做出的决定要为所有船员负责。 老谢不理会这些分析，他连珠炮式的含混言谈，处处显示他是一名虚无主义者。“谁也说不清，俄罗斯人说他有理，中国人说他有理，但谁的话可信，媒体的报道又有什么可信的，不都是跟风在说吗？” 老李坐在我身旁，他是纪船长与谢经理的老板，这家船务公司的董事长。大部分时间，他招呼着这个巨大圆桌上的其他客人。除去他公司的员工，还有本地一家银行的支行行长，一位来自台州的商人。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因为一位共同的朋友，他要在安庆市尽地主之谊。在电话里，他的声音慌乱，但本人却是一眼可知的诚恳、干练、开放，似乎对他从事的一切都胸有成竹，愿意和别人分享。 “我们的船悬挂的也是塞拉利昂旗”，听到我对“新星号”的好奇后，他对我说。接着，向我详细的解释了为什么要悬挂这个西非国家的旗帜。就像很多中国公司将注册地选在了维真群岛一样，悬挂塞拉利昂旗，将为一艘中国的货轮带来更多航线，并减少必须上缴的管理费用。虽然，老李和他船员们从未到过这个西非国家，但是他的船，都是这个国家流动的领地。饭桌上有太多客人要招呼，隔壁还有李局长或张局长，我们没法更专心的谈话。老李熟练的应对这一切，难得的是，他脸上没有丝毫油滑之气，像是战争连续剧里可靠、稳健的老班长。 “还是明天上去吧”，送我们回去的路上经过二号码头时，老李说，“晚上审查的手续可能会麻烦了，明天我安排你们上船。”沿江大堤挡住了视线，看不到夜幕下的长江，我一直想像着长江上停泊的塞拉利昂。 船员们说到几个月没有奖金了，却没有一个人抱怨过老李。“李总比我们看得远，更有全局观”，当他提起老李时，带着特别的尊重与信任，“他比我们还着急，船不开，停泊费、人员工资，就是几万块。” 航运业是全球经济晴雨表。世界经济衰退时，船运业是最先被打击的行业，生产减少了，消费减少了，可运的货物减少了，一些船运公司已开始免费运货了，它们需要保住重要客户。 被过滤广告 在这艘货轮旁，还停着另一艘差不多吨位的轮船。它属于上海一家公司，悬挂的旗帜我认不出。安庆的码头静悄悄的，像是陷入时间的停滞。在此刻中国，这座安徽南部的江城，像是中国很多三级城市一样，被忽略、被遗忘。很少有人记得，就在一个世纪前，它是安徽的省府，是繁华的港口，是中国不多的开风气之先的城市。这里产生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造出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开办了中国最早的白话报纸之一，创办了一批新式学堂，孕育了一代革命者。 那时，长江是主要的航运通道，货物、人员、观念，在此繁忙的传递。长江上客运业是不同国家争夺的对象。飘着米字旗的怡和、太古洋行，悬挂着星条旗的旗昌洋行，来自日本的船运公司，还有清王朝的招商局，它们的客轮都曾云集如此。沿江而下，就是南京、上海，中国最繁华之地。安庆人习惯了听轮船的汽笛，也习惯了外来的观念。陈独秀、吴越这批年轻人，不正是在南京、上海、接着是东京，看到一个崭新世界，并准备用新理念来改造旧中国吗？那个安庆，是古老的桐城学派，和现代的西方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