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研究资料目录索引.docx

沈从文研究资料目录索引 篇一：沈从文研究文献综述　　沈从文研究文献综述　　沈从文研究文献综述　　作者：雅嘉拉达(yajialada)　　自从新时期以来，沈从文研究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研究领域里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方面。虽然，它肇始于所谓的“沈从文热”，并与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其它各种“热”先后发生，但同其它一些“热”相比，沈从文研究却具有明显的持久不衰的特征，并由此带来现代文学研究中其它相关课题研究的深入与发展。这一情势的出现，决非仅仅由于研究者个人偏好与热情所致，也不仅仅由于沈从文研究当时在政治层面上所具有的拨乱反正的价值。单凭个人的偏好与热情不可能使之持久，政治层面上的需求也只能是一时的“流行色”，沈从文研究的兴盛只能取决于沈从文及其创作本身所具有的文学研究的品位与内蕴。“沈从文现象”，是20世纪中国具有独特色彩与内涵的思想—文化现象。当然，沈从文研究并非起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沈从文先生其人其文的研究，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发生。在此，笔者将分“早期沈从文研究”（1949年以前的研究）和“当代沈从文研究”（49年以后的空白期和新时期以来到现在的研究）两大部分，努力对沈从文研究领域的基本概况和发展形势做一较为全面的论述，为笔者即将展开的沈从文研究方向的论文储备资料、理清思路，并期望对今后的研究有　　所帮助。　　一　　早期沈从文研究有不少地方或者失之偏颇且比较单一，但它毕竟是沈从文先生尚在文坛时的论说评论，不但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而且也是沈从文研究的基石与铺垫，我们万不可忽视而应好好吃透好好利用。 早在20世纪20年代，沈从文就开始为文坛所注意。到30年代，沈从文已经拥有广泛影响。但直到1949年前，对沈从文的研究却没有溢出文学评论的范围。当然，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在它尚未走完自己行程的时候，一切研究都很难具有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史研究的意义。可是，在1949以前，对中国现代文学带有文学史色彩的研究文字却非绝无仅有。为后来的研究者不断称引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诸导言，其分文体对第一个十年文学过程的总结与描述，就分明具有文学史研究的特征。早在20年代，沈从文就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里所界定的“乡土文学”作家，但他却无缘进入《中国新文学大系》；30年代，沈从文在文坛上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鲁迅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所作沈从文是“自新文学以来”“所出现的最好的作家”[1]之一的论断，是以史学眼光看沈从文的，但留下的也仅仅是一种结语似的判断，缺少具体的论述与阐释。而大量的评述沈从文的文字，或急于从政治上给沈从文定性，或仅就沈从文个别及部分　　作品的创作倾向与特征作一般性评论。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沈从文一直被国民党视为异已，而左翼文学阵营亦将其看作陌路人。国民党的报纸称其“站在反革命立场”，而在沈从文卷入的文坛论争——“京派”与“海派”之争、“禁书问题”之争、“差不多”之争、“反对作家从政”之争中，沈从文又被左翼文学阵营视为“官的帮闲”之“京派大师”[2]、为统治者“越俎代谋”的“忠而获咎者”[3]、“对大多数应社会要求而写作的作家们”“作敌意的挑战者”[4]以及“停止抗战”[5]论的制造者。如果说，这些责难还仅是一种逻辑引伸而非政治属性认定的话，那么， 40年代，因其“民族自杀的悲剧”论与《芷江县的熊公馆》而引发的批判便突然升级。沈从文被界定为“一贯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6]，是“《鸿鸾禧》里的穆季”[7]、“地主阶级的弄臣”[8]??这些政治判决，显然与已知的历史事实大相径庭，带有明显的“左”的痕迹。也许，当社会变革以一种激进方式被推进时，任何与这种激进方　　式不相粘附的言行都难免被怀疑为反对革命。而且，在上述种种场合，沈从文也并非没有可责难之处。好在这一　　切都已成为过去，人们不必再为此作更多无谓的辩难。　　在大量的沈从文文学作品评论中，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批评倾向与模式。其一、以思想性及真实—典型论为核心的社会学批评模式。这些批评主要以沈从文早期创作和乡土题材作品为对象，“空虚的作家”[9]“没有思想的作家”[10]“作品人物都是空洞无物的”[10]，几乎是众口一词的结论。因而，存在于沈从文早期创作中的“那种轻松，那种优美，都是无聊而甚至应该排斥的”[11]。而这种对“思想”的要求，是以“暴露时代的苦难”——唯其如此，作品才有思想——为标尺的。有人据此将《会明》与《绅士的太太》相较，认为《绅士的太太》“那暴露的东西”“《会明》再增多十篇还抵不住。”[12]不能说这些批评毫无根据，当“湘西世界”在沈从文早期作品中雏形初露时，实在还谈不上什么深刻思想。然而，勿论那种“轻松”与“优美”的背后，也自有其思想情感的底蕴在，而仅以是否暴露时代的苦难为衡量作品“思想”有无的